从“诗教”到“语教”:语文教育百年反思

　　抗战时期，各解放区的教育实践，是按照中共中央“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教育方针进行的。这时明确提出了“教育服务”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甚或在一定的语境中自然是合理的，但后来由于这一思想的正宗性和在具体实践中的失“度”，终致使教育的身份成为当下要求的服务员，从而使教育自身功能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尤其应注意的是，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干部教育中，现任干部的教育重于未来干部的教育；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23]
　　无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应该重于其他所谓一般文化教育。[24]
　　这里的“重于”，在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中，当然是正确的，并且也由革命战争的胜利所验证。但是，当历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未能适度转换和调整，延续至五十年代以及其后，终致使教育未能平衡发展，落入与时事政治和当下经济亦步亦趋的境地。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语文教育尤其是如此。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以看出，语文教育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代有两条延展轨迹，一条轨迹是：单独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在频繁的目标更迭中与文化传统逐渐疏离。“文”与“雅”逐渐衰落，最终成为陪衬和点缀。而“白”与“俗”则逐渐成为正宗和主流。另一条轨迹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对语文教育的逐渐渗透与强化，最终使语文教育的内容和目标走向浅俗和逼仄。两条轨迹或显或隐，交相影响，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时期，语文教育则基本沦为时事政治教育了！
　　
　　参考文献：
　　[1]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集[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1991
　　[2]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3
　　[3][6][7][8][9][1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4-549
　　[4][5]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3
　　[11][12][13]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4][15][16]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上海：卿云印书馆，1925
　　[17]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重庆：正中书局，1941
　　[18][19][20][21][22][23][24]徐家良.小学语文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3-14
　　
　　（注：本文为贵州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科研课题）
　　杨发清，男，贵州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论和古典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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