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书信拍卖事件——《新闻1+1》“惹怒”杨绛先生的拍卖！最新作文素材

　　董倩：但是申院长您看，当所有权和隐私权现在它们发生碰撞的时候，您认为应当怎样去解决？

　　申卫星：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本身特殊性很明显。信件，我们通常认为是私人之间基于信赖而进行沟通的一种工具，那么我写信给你完全基于对你的信赖说了一些心里话。那么这个事情本身是否你获得所有权尚有讨论的余地，即便是你获得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处分应该是受一定的限制，它不同于我赠送给你一本书或者一只钢笔，那么他应该受到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的限制。同时，在行使这个所有权，或者所有权移转的时候对所有权进行利用的时候也不能损害他人的权利和利益。

　　那么就今天我们讨论这个事件而言，那么作为钱先生也好，作为杨先生也好，写给李国强的信当中已经类含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在拍卖公开的场合里必然会产生泄漏。那么这样必然会侵害到两位先生的隐私权。特别是当事人明确的，一个年逾百岁的老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拍卖公司一意孤行，显然是对他人权利的一种漠视。

　　董倩：好的，谢谢申教授。

　　我们来看杨先生的不快有一部分肯定是来自于法律上，但是更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这种感情上的不满，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人之常情。当我们看，当私人的信件变成了一个商品的时候，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继续关注。

　　媒体上首次曝光，手稿面世，集中公开，对历史学人真实评判这样的报道。还有拍卖公司一是作品二是人品，更重要的是后者这样的注释。为了6月21日钱钟书书信手稿的拍卖专场，拍卖公司的宣传可以说做足了功课。在内容上媒体的很多报道展示了钱钟书先生部分私人信件的内容。在信件中，一些不能公开说的话如今在中贸圣佳的近万字拍品介绍中，在各媒体和网站转载中都被公诸于众。有隐私性的信件被公开拍卖，承载个人感情的私信转化为拍品，短短几天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事件不仅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甚至引发了收藏界、文学界、法律界的多方争论。

　　新华网络在质疑名人书信可以随便拍卖吗？而《人民日报》则在借用杨绛先生的质问，“个人隐私岂容买卖”为标题表达着态度。也有媒体跳出法律范畴，直指此事件考验道德底线。不同于情理法律层面的讨论，《南京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向着是拍卖市场背后的利益。文中提到，对拍卖机构而言，其实是求之不得，等于做了一次免费营销炒作，甚至会变相推高拍品的成交价，只要委托人不撤拍，拍卖公司肯定会坚持拍卖，就算打官司主要责任也在委托人一方。

　　再来看看拍卖公司对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中的介绍，“钱钟书的信札、手稿等作品早已成为市场焦点，但是上百件作品同时出现尚属首例。在此之前，钱钟书真迹鲜有出现市场，就算零星落洒于拍场的也难断其真伪。如此整体的系统拍卖可谓是尚属首例，且空前绝后。”

　　董倩：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有一种传统，用书信代替著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用后人去了解这些文人他们思想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收藏界近年来的高温，也无疑在烘烤着这些名人的信件，有这样一个数字，这些年几乎名人的信件是每年增长30%这样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连线北大的张颐武教授。张教授您看，拍卖的确是一种商业的方式，但是拍卖这种方式能不能更好地去保存和研究这些名人的手稿？

　　张颐武：不过从我们来看的话，从研究者来看的话，拍卖当然也是一个收集整理名人手记、手稿的重要的方面。因为第一手资料确实非常珍贵，对于公众、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非常难得了解钱钟书的思想、生平和他对别人、对其他人士、对世界的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但是这个方面不能以侵害著作权人乃至于他的家人这样隐私权为代价。这两者怎么平衡？一方面是社会公众乃至于我们的研究者、读者都有兴趣来了解钱先生的思想、钱先生手稿里边所表现的那些内容，但另一方面这种表现又不能够以侵害他人的权益为代价。所以这两者需要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最终需要有法律的判断，同时也有伦理和道德的判断。所以怎么样这两方面能够平衡，不损害著作权人乃至于他的家人的权益，同时又能够让研究者、让公众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现代重要的学者、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考，他的内心世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董倩：好的，谢谢张教授。

　　这些书信的价值，文化价值自不待言，但同时它也是私人交流的一种载体。在拍卖之前，最起码去问一问当事人的想法和心情，恐怕也是能够避免把这样一件雅事办俗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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