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烙在记忆深处

记忆，这东西与生俱来；随着不断成长和思辨能力的逐渐形成，有些记忆便沉淀下来，深刻地烙印在脑海里。

我无缘聆听一位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但共和国与五星红旗飘过来的那些往事却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因为我一出生命便神州高唱《东方红》了。据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妈和爹说，我是在共和国第六个年头在一个春草泛绿的季节里呱呱坠地的。那时，我家在舒兰县朝阳镇杨家桥屯，住的是两间用高梁秸与泥土构筑的茅草屋。我的手脚便是那时冻坏了的，以至后来入冬常犯。那时，我的爷爷奶奶还活着，外号“刘罗锅”的爹和身体不怎么好的妈吃力地养活着我们一家五六口人。因为母亲的奶水不好，我因饿经常哭闹。闹得爹心烦便遭打。

是啊，刚刚立足的共和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想来，该原谅母亲。有哪位母亲不想让自已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呢？我们毕竟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土命人。妈勤俭持家，爹吃苦耐劳。但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爹嗜好喝酒，但极节省决不多喝。每顿只喝三钱的白瓷盅两三盅。爹的最好“酒咬”是咸鸡蛋和咸鸭蛋，但三五顿才能抠掉一个。他们的文化生活也极贫乏，无非看看皮影、二人转、听听小广播、半导体收音机罢了。但让爹纳闷的是，那匣子里说话、唱戏的人是怎么进去的。他带着许多在他看来不可思议的不解之谜遗憾地走了，临了也没能看到电视。尽管爹这辈子没太享福，但爹满足，他毕竟这辈子翻身了，他见我这辈儿且教我：不要忘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的好日子。

我是4岁时离开故乡的。为了寻一个能吃得饱穿得暖的地儿，我随父母踏上了森林茂密土地黝黑的敖东大地。算是新的生活开始吧。但经历了生活的磨砺之后，我发现生活、命运，不是靠简单的搬搬家、挪挪窝儿，就能办到的。

其实，我的童年并不比爹好多少。按说，童年是玩的世界。可我在乡下，平时只能玩煽啪纸、弹琉琉、摔个泥炮儿之类。冬天，划冰车、打铁镂、堆雪人罢了。哪敢和现在的孩子比，玩得世界五花八门，色彩斑斓。玩得单调，吃食也并不好。小时候，我巴望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的吃。平时几乎是不吃大米、白面、鱼肉的。除非是有客人上门来。

及至1958年便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旗了。那时，吃大食堂。我蹒跚着去生产队食堂领馒头，馒头个儿挺大挺白。集体食堂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乡亲们排着长队，看上去他们有阳光，那脸上一个个就向手里的馒头似的开着花儿。那时，肚子填得饱。至今，还在向往。据大智大勇者们说，那时，要人们一夜跨入共产主义。但好景不长，60年便自然灾害了。加上大炼钢铁，这一闹腾就是三年，刚上小学的我便又喊起饿来。天灾过去了，人祸接踵而至。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时间，中国沉浸在红色的海洋里山呼万岁。先前还“文化”些，后来竟闹到了打砸抢动起枪炮来，喝西北风者流竟大胆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革，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到底谁是牛鬼蛇神，不得而知！1975年，我在敦化镇民主大队搞基本路线教育亲身经历了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幕幕。看着长势尚好的庄嫁被砍掉、鸡鸭被宰杀，我心痛，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是想过好日子的。难道越穷越社会主义吗？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浴血奋战打天下，难道就是为了这吗？这一闹腾就是10年大倒退！应该说，毛泽东时代惩恶扬善、打击贪污腐败，严禁铺张浪费，还是戒法严厉，卓有成效的。那时讲“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文革前的“四清、四不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如此。记得，我在乡下当生产阴会计的姐夫只因贪了50多元公款，便被隔离审查、“爬坡”、折腾了两个多月，才算下得台来。

我的小学、中学、乃至大专学习生活，几乎是年增丰人们高呼口号在戏台上走马灯似的折腾中度过的。我是1972年春，借小平同志“教育小回潮”，考入延边师范学校的。期间，边上课，边批林批孔。学校、课堂仍弥漫着“文革”的风云。我借地时的大字报练写了毛笔字。但我是抱定了一不旨：我是来学习的，并通过知识改变自已“身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要珍惜新中国给我的历史机遇。我拼命地抓紧时间学习，尽可以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以至被别有用心的左派列为“走白专道路”的靶子，批判之。但我不知那些不学无术红得发紫的左派者流后来怎样，我庆幸那时的努力为我后来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续读延边大学中文系并获文学学士学位以至此后的新闻工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以至后来，写了些算是文学的东西。那时，我练就的毛笔字，至今还能派上用场，每逢元旦、春节、为乡亲们写写对联也算欣然。

回首那些时日，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的生活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在粮票、布票、计划经济的捆绑中度过的。记得，我在师范上学时，一次因家里寄的几斤粮票和5元丢失而懊恼了数日。这在现在月生活费数百元乃至上千元的学子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后来，我工作、结婚了，但凭票供应的日子过得仍小心翼翼，紧紧巴巴。我是在官地乡下完婚的，婚礼很简单，随礼的也节俭，只三五元钱或一个盆一个床单，也就打发了。和现在的婚礼车水马龙鼓乐喧天，聘礼嫁妆楼房轿车、金银珠宝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是拿了卖掉结婚家具的70元钱进敦化安家的。所谓安家无非是在双胜菜队以每月5的租金租了一间半房。后来，是王世轩校长怜我的境况，又搬到了二小学印刷厂值宿室，便每月节省下5元钱。这足以让我感恩一生。那时，向我这样的脑力工作者，每月供应粮30斤，豆油2两，口粮还勉强，豆油是决吃不到月底的。工资也决不多涨，每次只涨5元。地，我已三口之家，不敢奢侈，很少吃鱼肉之类的东西。真的想不到，如今的日子过得鱼肉不断，天天象过年。

一个人的命运可以通过自已的努力有所改变，但个人的命运永远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历史终于推进到了1978年，中国唱响了《春天的故事》。不再阶级斗争，不再压抑、保守的人民群众焕发出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30年，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城市繁荣了，农村富裕了，就连皇粮国税都免了。哥嫂在乡下也都享受了农村低保，且受政府资助，新盖了60多平方的砖瓦房。生活也过得日渐殷实。人民教师告别了“臭老九”，教师节的定位把教育写进了基本国策。其社会地位令人仰视。我这个曾经站了16年三尺讲台的人，开始羡慕他们了。可惜我的运气那时没那么好，但我仍很满足。我的月工资已由31.5元涨到了3000多元，住房也从10多平方、几十平方增加到130平方。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我竟搬了11次家。如今，已不再为身无定所、蜗居生活而烦恼、郁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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