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经历 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

始终坚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才入了党，我才有了今天。

远在少儿时，“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歌，就被教师教给我们经常唱。年龄稍大，我家和许多贫苦农民靠共产党分得了土地、房屋，过上了没有压迫和剥削的自由生活，使我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因此，我在拥护共产党之余，盼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1958年我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被保送到晋城师范就学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对党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认识。1960年，我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2年我从晋城师范毕业，到刘村完小担任高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我又一次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盼望党关心我、指导我、考验我。不幸的是1964年我被人诬告，受了开除团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这对我、对我一家犹如晴天霹雳，是个致使的打击。但是，我深信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我仍要坚持参加共产党。于是，我积极靠近党组织，不断取得党的指导和帮助，严格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且连续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在入党申请书的第二页上，我慎重地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犯过‘错误’的人，但我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不变，愿党指导我、考验我”（这句话在以后所有入党申请书上都写着）。在经受磨难的日子里，做个共产党员的意愿一直没有减弱。正因为如此，我的言行受到了党员和群众的认可，党支部不断委以重任，五年间，我从记工员、棉花专业队长、生产队长，一直干到大队主任。“文革”中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决心丝毫没变。由于派性作怪，我的入党问题受到干扰，严重搁浅。时任公社书记的史修德安慰和鼓励我说：“只要你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愿望一定能实现。”

1972年，我被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推荐住进了长治师范。入校后，我就向校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党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只要能经受住考验，我们是欢迎的。”我遵守校纪，刻苦学习，成为“模范学员”并担任了班干部。随后，我被借调到长治一中任教。

1973年，我在吕家河七年制学校任教。1977年领导分配我到侯甲大队办七年制学校，尽管没有给我戴领导头衔，我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与头衔没关系。党的工作只有搞好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此间五年，我向吕家河、侯甲大队党支部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以身作则，积极负责地搞好本职工作，年年都被评为“模范教师”。1978年我被调入阳城县教师进修校任教，主动靠近党组织，又一次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相信党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多年没能如愿，总是自己努力不够，距党的要求还很远。我不断征求党组织的意见，在生活和工作中克服自己的缺点，尽最大努力团结同志，虚心学习，搞好本职工作。无论到哪里，要求入党的信念不变；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自觉用党员标准作衡量。工作中的困难没有吓倒我，我仅是个中专生，到进修校担任全县小学教师的中师文化知识传授是个艰巨的任务，我坚持政治和业务学习，努力工作，决不能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和知识上的差错。1985年，进修校办了民办教师中师培训班，当时我正在编写《阳城县教育志》，不料次年，领导要我回校代课并兼任班主任，我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民办教师要转为公办教师，必须经过两年的培训学习，参加全市统考合格后才能转为公办教师。民教中师班的学员均系成年人，各种情况复杂。但是，为了他们能从民办转为公办，为了给县里多争转正指标，我忠于职守，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学员，得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两届学员，均通过两年的学习后，在全市统考中，分别获得1987年1989年冠军，转正率达全市第一（当然这也有进修校领导和教师、职工的功劳）。我所代的《文选与习作》、《语文基础知识》、《小学语文教学法》学科的统考成绩，没有拉后腿。

1986年4月18日，我被党支部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次年如期转正。二十多年的夙愿终于变为现实，我欣喜若狂。在欣慰之后，我清楚这是个新的起点，共产党员不应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仍然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奋力工作。1991年我被评为“模范党员”、1992年被评为全县“三讲三学标兵”。不久，我被调到县职业高中任教务主任。三年后，我又被调到芹池教委任副主任、工会主席。直至退休之后，多次被上级党委表彰为“模范党员”、“先进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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