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反拨效应

2000年10月30日颁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普通话水平测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该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必须进行普通话培训和测试的人员范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进行的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地方立法将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广泛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依法施测”成为普通话水平测试区别于其他语言测试的显著特征。10年来，全国接受测试者已超过1100万人⑤，其主体是教师、师范院校学生、播音员、主持人。目前，随着全国一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开展，公务员的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已全面铺开。各地又根据社会需求，逐步将测试范围拓展到商业、旅游、交通、通信等一些社会服务行业。目前，普通话达标成为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公务员录用、导游资格认定的一项必备条件，也是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一个重要观测点，其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成为衡量一个人普通话水平的法律文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大学生自觉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数在逐年上升，这说明普通话水平测试以其科学性、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

通过对被试群体测试结果的系统分析，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也能很准确地把握普通话推广工作的进展情况，为制定可持续性的政策提供依据。

普通话水平测试首先从教育系统入手，提高了教师和师范专业学生的普通话规范水平，实际上为语言（标准语或共同语）的传承培养了大量的师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近几年大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通过率在不断提高，一方面得益于大学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另一方面，和整个基础教育环节语言教育质量的提升不无关系。对播音员、主持人等广播电视传媒从业人员进行普通话测试则是考虑到他们在整个语文建设中的公众示范作用，这种良性干预很好的净化了广播电视的用语，使之在整个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起到了好的带头作用和标准示范作用。公务员与群众的接触面极广，他们的普通话规范意识和规范水平直接反映了政府机关的语言态度和执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意识。我国从实际出发，将公务员的普通话达标下限暂定为三级甲等，目的在于提高这个影响力极大的群体的规范意识，通过职业培训和公务员录用考核制度循序渐进地、稳定地提高其规范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窗口服务行业用语规范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对窗口服务行业进行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应采用市场选择机制、行业自律机制和行政干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要让窗口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语言规范化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其自觉地提高自己普通话水平。从近10年普通话培训和测试范围不断扩大、稳步推进的事实来看，普通话水平测试结果的系统分析起到了很好的反馈作用，从基础教育入手，抓好宣传用语和工作用语，稳步推入经济领域，以点带面，形成立体的工作格局。

语文建设（又称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权威机构按照约定俗成、因势利导原则，对语言进行的一种人工干预行为。”“成功的语言规划必须尊重并且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⑥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一项长期的任务，而设立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推广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界定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普通话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1986年，国家修订《宪法》，明确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条文明确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要明确标准、机制和手段问题。

普通话的标准是统一的，也是唯一的，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则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普通话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普通话测试等级标准（三级六等）作为普通话水平的评价体系，既能反映普通话使用者的运用状况，又使其对普通话规范程度有一个量化、进阶性的认识。我们通过对比现代语言测试理论中交际语言测试对语言运用的九个等级的评定体系和普通话三级六等评定体系，发现三级六等对普通话使用者的语言运用状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