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的“解释”正死于狂欢

编者按语：今年以来，对经典本身及经典文化形象重新“解释”成为文化出版业内一大热点。在一批知名文化学者的“解释”下，孔子成了“丧家狗”，李白成了“蛊惑仔”，关公成了“好色男”，诸葛亮成了“虚伪男” .......大众心目中的传统经典形象被彻底颠覆。对于这一“解释”经典文化现象，本站认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学者文人，不但要对市场负责，更要对文化负责，对历史负责。“解释”经典要有起码的底线，否则“解释”经典将被恶搞成“作践”经典。

    《中国青年报》刘培先生的《对经典的“解释”正死于狂欢》一文有见地、有立场，非常具有说服力，本站特转发刘先生文章，以飨读者。

       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还有，宋江受招安，不是丑化他！知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近来新解《水浒传》，对许多定论做了颠覆性重新诠释，在学界引起争议。（8月27日《楚天都市报》）

        在当今“消费经典”的年代，制造噱头似乎正在成为解读经典的首要标准。

         由伽达默尔而闻名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解释都是“偏见”，而任何“偏见”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所以，把李白“解释”成古惑仔，把关羽“解释”成好色男，把诸葛亮“解释”成虚伪男，在“学理”上都具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只有“阶级分析法”一种解释独霸天下，造成了“解释学”死于单调；而现在，正好相反，越是“新奇古怪”的解释越能得到市场的鼓励，一时间又造成了“解释学”死于狂欢——过多过滥的“新奇古怪”的解释正在“劣币驱逐良币”，让“解释”本身变得面目可憎，因此越来越“讨人嫌”。

       比如，香港《大公报》20日一篇文章就猛挥大棒地指出，“恶搞”中国文化给世界带去的是对优秀文化认同秩序的破坏，给中国留下的是国家“软实力”的“硬伤”，因而是对文化的“犯罪”。可见，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地，解释经典还需要以一些最基本的解释原则为底线，不要一味地投入到市场制造的“解释学怪圈”中娱乐至死。

       细致地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这些说法都是符合书中“事实”的。但是这种解释却是有失公允的，梁山好汉还有它更主要的进步的一面呢！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反抗腐朽的官府，反抗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不对吗？他们“轻生死，重大义”不值得敬仰吗？他们“劫富”固然肥了己，但也让老百姓得益。

       周教授所谓的“颠覆性重新诠释”，难道就是只针对梁山好汉的黑暗面来制造“噱头”？就是对其进步的一面不闻不问？这样的解释确实很有“颠覆性”，很符合市场追求新奇的商品逻辑，但是这样的解释陷入了“解释学怪圈”，没有坚持解释的原则，即历史原则（解释人物要带回到人物所在的历史环境中，不能以今人之眼光去随意审判古人）和美学原则（小说是虚构的以“审美”为最高目标的作品）。

        我们的学者文人们，不仅要对市场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一个开放的社会，绝对应该容忍异端的权利，但是异端也不能过分地“解构”社会、破坏文化。也许，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才是消弭越来越多的因解释经典而生的争议的不二法门；才能保证不把“解释经典”恶搞成“作践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