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消极的功利观初探

墨家消极的功利观初探

黄汉林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墨家的社会政治目标是“兴利除害”，“兴利”是正的目标，而“除害”是负的目标。本文认为，墨子从“除害”出发，以否定和消极的视角论证如何获取功利的思想，可以称为“消极的功利观”，具体包括非命、节用、节葬、非乐、非攻五项。这五大主张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了墨家的作为整体的“消极的功利观”。

关键词：墨子 兴利除害 消极的功利观

Abstract: “Promoting the advantage”, which is a positive target, and “eliminating the disadvantage”, which is a negative target, are the two basic social-political principles of Mohism. Mo-tse argues in a negative perspective that the ridding of the bad and avoiding the unnecessary also brings advantage. Such a thought is called “negative utilitarianism” in this paper, which includes five discourses: “denial of fatality”, “denial of music”, “economy”, “simple funeral”, and “non-assaulting”. These five discourses have immanent and logical coherence and constitute an integrity in Mohism’s “negative utilitarianism”.

Keywords: Mo-tse; Eliminating the disadvantage and Promoting the advantage; Negative Utilitarianism.

墨家的基本社会和政治目标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明鬼下》）[①]，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墨子提出了著名的“十论”（《墨子·鲁问》），即：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其中，尚贤、尚同、尊天、事鬼、兼爱五点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提出其政治主张，以达成兴利的基本目标；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攻则是从负的、消极的角度考虑如何通过去害以获利。北大赵敦华教授认为[1]，这就是墨家“消极的”功利主义。

1  张扬人的主体性的“非命”观

墨家“非命”思想主要针对当时儒家流行的“有命”或“天命”说，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不时出现在儒家中的天命的观念，认为这种学说是天下之巨害，足以麻醉和削弱大部分人的意志。“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非命上》)。所以，治乱兴废，根本无所谓“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必需依靠自己积极主动的劳动才能获得生存，而不是寄望于天命的安排：“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只有上下通力合作，各个行业分工劳动，整个社会方能繁荣兴盛：“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喜人，强乎耕稼树艺……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讯……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而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对于作为统治者的王公大人、氏族贵族而言，他们也必须专注于安邦治国、勤政惠民，才能使国家富强安宁：“王公大人之所以蚤起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可见，墨家“非命”而尚“强”尚“力”。从这个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强力”的观念来看，“非命”是通过人克服命运安排的的观念，否定天命，从而体现着人的自我意志。薛柏成在其博士论文指出[2]，“非命”并不是否定天和鬼神，而是与其“天志”、“明鬼”观念相结合，主观上借“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在客观上利用“天鬼”的宗教权威来曲折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2  社会生活上的“节用、节葬、非乐”主张

“非命”肯定了人的意志和主动性，但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对墨子来说，任何一种社会资源的被无用或浪费就会意味着生存必需品的减少。就此而言，可见“节用”的积极意义。而且，“节用”在政治上还是“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墨子·辞过》)的保证。

墨子认为，工匠的才能只能服务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对于从事精美奢侈品的生产以迎合有钱人需要的工匠很可能会遭到墨子的批判。“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尽管“功利”是墨家思想的一个基设，尽管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极其困难，但墨子并没有设想出通过生产技术的改善和提升以促进经济发展取得实利的观念。史华兹猜想[3]，其原因在于，墨子相信，这种创新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与毫无节制的挥霍炫耀。对于墨子来说，“除天下之害”之后，现有的农业技术和小生产足以保证广大民众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了。

“节葬”是“节用”的自然推衍，其实也是“节用”题中应有之义。从“节用”出发，墨家认为儒家的厚葬久丧观念必然使人耗尽则富，疲惫精神，劳碌身心，从而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运作，给社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导致“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而节葬既可以使得死人之利具备，同时，又可以使在生者立即从事生产，生人之利亦不受损。“节葬”思想更多是针对着“王公大人之为葬埋”之奢而发的，其最终目标始终是“兴天下之利”。

“非乐”是墨子“节用”思想延伸的另一方面。当时墨家从兴利除害的救世目的出发，其“非乐”思想对“厚措敛于万民”的王公大人是一种批驳，理应被视为“节用”题中的应有之义，这点不能置疑。但也不能简单说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劳动人民生产的状况决定的，因为对于处在同样时代的儒家而言，诗乐却被认为是很必须的。

墨家“非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音乐美色等“将必厚措敛于万民”，“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家基于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立场，认为“乐”既不能直接帮助生产，又不能保卫国家，而且还妨害统治者的“蚤朝晏退，听狱治政”，妨害农夫织妇“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因此应该统统取缔。总的看来，墨家“非乐”思想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有其一定积极的意义。在大多数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君王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人民的温饱问题，而非享乐纵欲，“非乐”是对社会功能的深层次思考。可以看出，墨子所持的实用理性的倾向也是中国注重实用的文化特性的源头之一。

3  军事上的“非攻”主张

对于追求“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理想的墨子来说，他非常明白战争对社会资源和人民生活的巨大破坏，所以“非攻”自然也就成为了墨家的基本主张之一。

在墨子所处的时代，战争问题是当时的思想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家的自然的无为观当然不主战事，儒家则是以仁义反对战争，以为有仁德则战争止。墨子虽然主张非攻，但极为重视守城之术，和兵家一样重视战争。墨子和孔子一样，认为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分。而义又被归结为利（“义，利也”），义与不义的区分是以利为根本准则。非攻思想不是纯粹的和平与非战，而是与兼爱交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意为反对攻伐侵占，以达到兼爱交利的境界。在墨子看来，无论是从进攻的一方还是被攻的一方来看，战争都不符合兼爱交利的原则。但是，作为维护天下之“义”的战争，则被墨子称为“诛”，这是为了民利而不得不进行的战争。比如墨子所赞成的“汤武革命”是指诛天下之不义，以带来天下之大义。从长远来看，这种战争诛不义，制约和惩罚那些造成更大损害的攻伐侵占，因而是有大利的。故而，判断此战争是否必要的原则便是“害之中取小，利之中取大”（《墨子·大取》）。

非攻是兼爱的自然推论，兼爱是非攻思想的逻辑推论的前提。但是，一旦君主无道，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会同意进行革命，革命带来的仇恨和攻伐似乎又与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形成了矛盾。钱永生认为[4]，这种人为的“革命”在儒家而言是代天行道，是天命转移，往往是被动性的；而在墨子而言却是一种对社会交往的伦理规则（兼爱）的维护，是正义性的、主动的，革命者的行动体现了“天志”。这样，兼爱思想就走向了与非攻思想相对的攻伐策略。非攻思想本来出发点就是为了和平安定，为了兼爱交利，但从终极意义上说，不非攻则不能达到兼爱的理想境界。

4  结语

纵观墨家非命、非乐、节用、节葬、非攻的五大主张，可以看出，墨子都是从否定的层面和角度出发去阐发其思想的，故将这些主张概括称为“消极的功利观”是恰当和有理由的。墨子这种否定式的论证思维认为，通过去除有害的东西和不必要的使用和花费，同样可以达到“利”的效果，并且往往可能是更大的“利”。但“消极”并非是指老庄道家思想中的自然无为，反而是需要有着如墨子般“摩顶放踵”的精神积极有为地去从事于“除害”的工作或者艰苦卓绝地克制自我，以求得国家人民百姓之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