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

适应市场社会的道德，必定是一种等利交换的道德。市场社会之核心要义，就是等利交换。这种等利交换在道德上体现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亦即小康社会的道德，在亚当·斯密那里有精辟的论述。斯密作为现代市场制度的设计师，同时对现代市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前提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他写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牙还牙似乎是造物主指令我们实行的主要规则。我们认为仁慈和慷慨的行为应该施与仁慈和慷慨的人。我们认为，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而只能象生活在广漠的沙漠中那样生活在一个无人关心或问候的社会之中。”[29]

需要注意的是，功利社会并不等于自私自利的社会，因为功利的考虑和衡量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己私利，而是要将他人的损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所谓要考虑相关人员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正是此意。这也就意味着，功利社会的人们是理性的人，他在行事之前，总要考虑其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多大的收益，又需要承担哪些成本，这样，人的行为便有了可预期性。理性的人不一定是自私自利的人，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却无法作出预期的，利己是无可非议的，但却未必是理性的，因为自私自利行为可能恰恰损害社会的功利，最终也危及自身的功利。这也就是康德哲学对“合理的”（rational）与“理性的”（reasonable）的严格区分[30]。在这个意义上讲，功利社会也就是“公利”社会。

缺乏功利考量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完美的道德社会，恰恰相反，极有可能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一个道德虚无的可怕的社会，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便是如此，那时的人们忙着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幻想，代替实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不计后果，不计成本，鲜有功利的考量，其后果则是十年浩劫，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空洞的利他主义，高调的理想道德，否认人的历史性，否认人的现实性，缺乏人文关怀，必然导向道德的堕落和虚无。在一个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时代，恰恰是功利道德，能导向合理的社会秩序。大同社会的无私利他，不能提前在小康社会实行，否则就要犯无视历史阶段的错误。

然而，是否小康社会就不需要无私利他的美德呢？不是。任何社会都希望无私利他，这反映了人们对高尚的道德的追求。但是，作为规约人们的道德约束，在小康社会却不能无限拔高，只能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功利道德。比如，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其实是任何时代都提倡的，但它只是特定的危机时刻对人的高要求，不是在日常情况下对普通人的行为作出的道德召唤。我们必须把例外情况下的道德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进行区分。因为，假如只有完全的无私利他才是道德的，那么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便是不道德的了。可见，无私利他不能作为小康社会的道德前提。小康社会是功利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是正义或曰公平，而大同社会则是利他社会，它高扬的核心价值乃是奉献与仁慈。奉献和仁慈固然美好，但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社会这个建筑物的装饰品，而“正义是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物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3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32]这个见解十分英明深刻。它说明我们追寻的道德，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种道德，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谋求公平正义的等利交换的功利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能与市场制度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交换意识相一致。十六大报告也提醒国人，我们在进行这种道德建设时，不仅要借鉴西方的功利主义道德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同时要注意吸收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资源，用一种作为公平的“义”来统摄人们对“利”的合法追求，从而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道德、新文化。三、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的内在联系

小康社会是制度社会，也是功利社会。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功利道德的社会，有助于制度社会的构建。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考察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之间的关联。在一个4人居住的集体宿舍内，大家共用一个公共水房。公共水房值日制度如何可能形成呢？4人中如果有一人具有利他精神[33]，每天打扫公共水房，这样，值日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因为，其他人觉得水房很干净，没有打扫的必要，他们愿意享受这样的免费之旅，搭个便车。如果人人都是利己的，不愿意多付出劳动而让别人占便宜，那么最终公共水房必定无人打扫，到一定时候，当几个人觉得需要有一种合理的安排时，轮流值日的制度便形成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大家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觉得可以在一种肮脏的环境下生活而仅仅投身于某种空洞的貌似更高尚的信仰追求，那么这种制度也无法形成。只要不是人人都是利他者，就会有人搭便车，这对于利他者来说便是不公平的，因为利他者总是吃亏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功利的考虑促成了制度的形成。我们也不免想起亚当·斯密的那句反复被人引用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4]

其二、制度社会的形成，也意味着道德作为一种无形的制度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社会功利的实现。如前所述，制度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制度社会不同于其他传统社会就在于它将道德写进制度，以制度来确保道德的维系，保障个人和社会功利的增进，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道德说教和个人的内在修炼。制度好，道德的人才可能做好事，不道德的人就无能肆意妄为；制度不好，道德的人不仅无法行善，还要遭到伤害。制度不论是何种形态，都使遵从制度的人的行为变得具有可预期性，这就降低了由于不确定而造成的成本，节省了交易成本。制度发挥约束作用，惩罚违规的人，从而保障了其他人的权益。制度使人类走出霍布斯丛林，从而得以实现个人的功利，而社会的功利亦由此得到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学者用“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35]的概念来说明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
总之，“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相辅相成，其间有着本质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二者都统一于“小康社会”这一概念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要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为，仅有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没有制度和道德的发展，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小康社会。
四、小结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36]十六大报告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新时期奋斗的目标，并号召我们与时俱进，“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37]，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只要我们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什么是小康社会，抓住“制度社会”这一政治前提与“功利社会”这一道德预设，我们一定能以不变应万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从而为大同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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