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方法与古代文学教学研究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doc
第二中学 包偎丽
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呈现出了一个多元、繁复的面貌,其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如:文献学、社会历史学、鉴赏批评学、接受美学、比较学、文化学、哲学、宗教学等等。然笔者在整理翻阅《文化遗产》第一至第六期的全部论文之后发现,在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进入一个多元格局的时代,以历史考证及辨伪方法为主的考辨方法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众多方法中始终处于主流模式的地位。学者们普遍认为,从事文学研究,一靠科学的思维,二靠严谨的实证,而实证又是立论的基础。因此学科要求发展,史料得先行。
而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是经过精心选择与精心编排的课程资源。经历几次改革之后,现用的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比以前的教材进步了许多。但是,在古代文学,尤其在文言文选文这一块,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还存在着教材内容与原文有出入、选文标点有误、注释不全面等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考辨的方法,踏踏实实地对文言文选文进行分析与研究,这不仅可以作为语文教材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对语文教材的建设和发展也可起到促进作用,对推动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那么,考辨这一种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在此,笔者把2008年度《文学遗产》中主要运用考辨方法的论文进行了梳理,试图进行一个个案研究。如下:
《文学遗产》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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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号 |
论文题目 |
论文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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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
6\24 |
《文心雕龙》书名辨 |
周勋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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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堂序》考论 |
刘彭冰、徐志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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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再思考 |
顾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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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传》版本辨伪 |
马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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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玄集》、《诗例》与《极玄律诗例》考辨 |
卢燕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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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词》藤甫作品辨伪 |
任德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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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
8\21 |
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 |
王德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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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敦煌の242《文选注》写卷臆考 |
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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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校读札记(一) |
李敛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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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曲谱”南宋流传考 |
张春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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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犹记李将军”正解 |
蒋宗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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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钗头凤》韵读的音义考析 |
万献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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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斋堂本《西游记》渊源初探 |
胡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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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诗》的亡佚时间纠谬 |
郝桂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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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
8\21 |
《刘子》作者补考 |
陈应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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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传《诗》论 |
房瑞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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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诗苑英华》考论 |
卢燕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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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辨本汇选》“四库提要”辨误 |
陆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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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奕包《经锄堂乐府》相关史实考 |
杜桂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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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校词绝少”发微 |
张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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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故中书舍人南 |
张燕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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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亨《赠四王冠诗》补正 |
陈松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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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
2\23 |
赵嘏卒年考 |
赵望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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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宋璟《梅花赋》为伪说补正 |
刘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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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 |
4\19 |
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考----兼论明代以将“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 |
潘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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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从 地方志、族谱和佚名评注说起 |
张延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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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 |
金程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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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琦生平考证 |
程国赋、蒋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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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 |
8\18 |
《论语》还原初探 |
杨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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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梓名下三部杂剧的作者问题 |
傅鸿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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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诗文系年刍议 |
何宗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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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再辨证---- |
萧相恺、苗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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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少卿书》“比数”臆解 |
董志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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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不发,行而不远”辨 |
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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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戏》成书时间再探讨 |
侯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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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书法作品中的集外诗词九首考释 |
王志英 |
从上面所整理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考辨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证,二是辨伪或辨误。这种方法一般是要么对作品的书名、作者、成书时间、流传情况、亡佚时间、作品渊源进行考证;要么是对作者生卒年、作者生平经历进行考据或是就作品版本进行辨伪。此外,对作品中的某个字、词意或韵音等的辨析同样适用。可见,考辨方法运用的范围之广泛,我们既可以将它归入到文献学研究方法下面,也可以将它归入到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下面。
考辨方法在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所谓知人论世赏诗歌,对文学史的学习与研究始终离不开作家作品。世上不存在没有作品的作家,离开作品就谈不到作家,离开作品也谈不到文学背景的研究,因此对文学史细节的考辨尤其显得重要。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或因研究者的所知有限,或因其所存资料含糊混沌,而被人为地弃置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更不用说还有许多非事件性的文学事象,相对稳定在整体性的文化构造背后,尽管它们是文学历史性展开的生动环衬,但因这些文学事象所遗留下来的史料不详备或不准确,结果又都被舍弃掉了。这样,留存下来的文学史发展的历史细节便非常的稀少了,指望这样的文学史能凸显文学发展的“过程性”,自然是没有多少可能。然而,若运用考辨方法,考出一个原已佚名的作者或是改变已有定论的说法,都是可以还原文学史甚至改变文学史面貌的。
而在当代西方,史学家们也十分重视所谓“碎片”(fragments)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些碎片虽然看似互不相关,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不易被关注和反映的生动的存在,对揭示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起着重要作用,由此西方史学研究者将这一方法称为“碎片模式”。
确实,文学史归根到底是一门专门史,重视这种细节与过程的研究是必须也是必要的。艾布拉姆斯在其《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即: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而这四要素又是相互联系,作品是作家对世界的某种反映,而这种反映不是纯粹地、如实地将现实自然、人类社会的原样付诸于文字,而是作家将自己的内心感受、情绪意蕴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到文本之中,这才是创作过程。因此,对作品、文学史的解读自然是离不开作家,而作家的生平经历、人格风范、人生观、政治态度、伦理观点、世界观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形成。因此,注重对作家作品及文学史细节的考辨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考辨的重要性及价值虽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切不可尽信。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尽信考据则不如无考据”,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比较浮躁的学术界。学术风气虽比较活跃,研究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课题进行研究,然而市场经济的导向往往将人们的兴趣引向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于是出书为了找寻卖点,于是便标新立异,望文生义,好作惊人之语。这种打着实证口号的研究实则是当今较多的所谓“八卦”研究。这里我们且不去讨论那些网络上流行的“大话”、“水煮”、“麻辣”之类的恶搞古代文学经典,单就以考辨为主的学术研究来说,确实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问题。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关于《红楼梦》,有人研究出小说作者其实是脂砚斋,有人研究出小说中朝廷的皇帝其实是指乾隆爷,有人研究出林黛玉嫁给了北靖王爷,有人研究出贾宝玉是同性恋。红学似乎成为了一滩死水,活跃的表象后面却是鱼目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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