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常得奇 以俗见志 ——浅论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叙事之作

　　正因如此，白氏诗流传极广。这除其它原因之外，主要因素当属语言的浅显易懂了。在彭乘《墨客挥犀》中有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乃录之；不解，则又易之。”○16故事的真实性权且不论，但从侧面可见白居易在语言的大众化上所下的功夫、取得的成就；用平显的语言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用袁梅的话说：“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哉，此妙谁探？”⒄
　4、体制的合乐可歌性。
　　白氏诗歌能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能拥有鲜有人比的众多读者，除上述三方面因素之外，诗的合乐可歌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阐述乐府诗体制上的特色时明确指出“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府歌曲也”。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是其《秦中吟》、《新乐府》的显著特征。这一点，也和当时社会市民阶层追求享受、娱乐的口味相适应。这个新兴的阶层，要求不高，品味也不算高雅。而白氏诗在题材、格调、语言、体制的配乐哥歌性上正好满足了当时这一广泛社会阶层的浅俗需求，因而受到广泛欢迎。元稹在谈到白氏诗的影响时说，二十多年来，白居易诗歌，“在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写者，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咏唱者”，“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⒅。白居易自己也无不自豪地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⒆吟咏传唱之人，上至王公、下至妾妇、牛童、马走；场所可以是宴宾之庭，也可是市井、僻野，其流传之广、范围之大、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盛唐李杜之诗。
    尤其是其《新乐府》诗，音律上注意或平、或仄、灵活换韵，读来音乐感极强，声调铿锵，增加了诗的感染力。正因为白氏充分利用诗歌艺术的音乐性进行创作，并采用传统歌谣体，加之他本人在音乐上高超造诣、题材的细微、语言的浅俗、体制上的“顺”而“肆”，使中唐诗在继盛唐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面目。这种新面目的形成是由诗人们的创作趣味、美学追求，与当时市民阶层的浅俗审美水平完全合拍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正是这种双重效应，自觉不自觉的将中唐诗歌推向了世俗化的高峰。
　　　　　　　　　　　　　　三
　　综上所述，白居易诗歌取材的细微性、格调总趋势的俗化、语言的浅切平易及写法的“肆”、体制的配乐可歌性可概括为“常”、“俗”二字。“常”既指白氏诗歌题材的平常，也指其诗意境较狭、体制灵便、格调浅切。“俗”并不仅仅指白氏诗语言艺术的通俗易懂，主要是指在审美趣味上的世俗化，同时引起诗歌从题材到格调、语言、结构等一系列变化。几千年来，正统文学中诗的传统抒情样式已在人们心理形成定式，要打破这种格局、定式，实现诗歌“常”、“俗”之变，绝非易事。而白居易恰在这方面做了突破、创新，可谓开一代先河。正如刘熙载所云：“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20。白居易就是用看似极“常”之审美对象、再现方法，极“俗”之审美趣尚，达到“奇”特的审美效果，并表现自己的审美“志”趣的，即：“用常得奇”，以俗见志。
为此，白居易在其叙事诗，尤其《新乐府》中，采取了这样的方式：“首句标其目”，使人一目了然；“卒章显其志”，用以画龙点睛；内容“事核而实”，且一首咏一事，持一旨，不杂不复；语言“质而径”、“直而切”，浅切流畅，便于理解、传播；体制篇幅“顺而肆”，便于“播于乐章歌曲”；叙事用虚词、散句打破传统诗歌对称、回环的韵律，变高度浓缩跳跃的情思为连贯明白的叙述，使诗在体制格律上得到解放。用白居易的话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21
由于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创作主张及方法，就使原本零乱，随意的创作变得旨臆明确，结构完整而又次序分明。读其叙事诸作，不难发现“常”、“俗”方式所取得的美学效应。“常”、“俗”的确为白居易诗歌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唐诗歌开拓出了发展的新途径。有一点也许连白居易自己也未意识到，就是由于他的变新与开创，使诗歌从典雅神圣的庙堂下放到世俗人间贵族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成为平民文学的一部分。
　　当然，以俗为美作为中唐的一种审美时尚，并非发端于白居易。这种世俗化的诗歌美学追求，早在杜甫和顾况时已露端倪，只不过他二人并未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这一审美追求的自觉化以张籍、王建为开端，至白居易手中发展而成一时风尚。这是和当时文学的其它样式世俗化的倾向同步合流的。唐中期以后，讲经文、变文、话本、传奇小说等空前兴盛并日趋通俗化、自觉化，而与诗有关的姊妹艺术音乐、绘画、雕塑也无一例外地卷入这股时代文艺思潮中。这些思潮的形成，除文体革新带来的文学功能演变的自身规律外，更是庶文化转型的生动体现。随着庶族阶层政治力量日渐强大，世俗化之“鼓扇轻浮”○22之风亦随进士之盛而起。这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庶族寒士带来的世俗之风，使原有士族文化受到冲击亦随之俗化起来。于是俗文学空前兴盛，它不仅活跃于民间市井，而且通过“行卷”之风带入朱门深禁。因此，元和年间俗文学形式盛行，实际正体现了士庶文化转型通过文人心理积淀而成的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与审美志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审美志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唐社会人们在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上的总体现。
　　也正是由于尚俗审美趣味对雅文学的冲击、影响、渗透，进而造成诗歌创作中记俗事、并着意于琐细情事本身的铺叙。元和诗坛，都显示出由写实原则到叙事笔调的演化。不用说元、白《新乐府》、《秦中吟》等标明叙事的作品，连《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悲善才》等感伤诗的具体内容亦重事件本身情节的推展、铺叙、着眼点亦往往在于“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23，所叙多为日常生活中俗事琐事。象王建《新嫁娘词》、张籍《江南曲》、刘禹锡《竹枝词》等都是这一世俗化趋向的典型体现。元稹所谓“新进小生”对白氏诗中轻俗一面的“妄相仿效”，实际就是“常”“俗”时风向诗坛渗透的表现，也正是俗文化浪潮日益发展、高涨的表征，是时代审美趣味的转变和时代社会文化氛围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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