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常得奇 以俗见志 ——浅论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叙事之作

——浅论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叙事之作
姬秀梅
（发表于《甘肃教育学报》1998年  第2期）
　　　　　　　　　　　　　　一
　　中唐，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文化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诗歌在审美趣尚、审美心态、审美意境的创造上迥异于盛唐。传统抒情文学的高雅趣味合典雅形式，逐渐被世俗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描绘、铺叙所代替，并形成一股时代文艺思潮：以俗为美，代表人物白居易。由于他有系统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成为中唐诗坛上挥一臂而应者云集的人物。他奏请朝廷“召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要求恢复采诗制度。并极力主张“删淫词，削丽藻”，○1“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虽质虽野，采而奖之”。○2“质”和“野”是他对各种文体、包括诗歌提出的新要求，对此，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指出：“香山才情照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风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陶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实，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3“调俗”、“气靡”、“铺张”是钱先生对白氏诗特色的高度概括。检阅白诗，尤其是《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可知白居易所极力追求的美学效应和美学趣味是：用常得奇，以俗见志。简言之为：以俗为美。　　下面仅从白居易叙事之作浅论其以俗为美。
　　　　　　　　　　　　　　二
　　诗歌发展至中唐，在盛唐诗的高峰面前，在杜甫集大成之巨匠之后，中唐诗歌该向何处去，这是中唐诗人所面临的问题。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不少诗人，在经过大历末贞元初的徘徊之后，终于在元和初开始寻求有别于盛唐诗歌的新路。他们在杜甫、前贤与自身之间，找到了诗歌的新路——俗。从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和一些别的诗中，可知白居易以俗为美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材的细微性。
　　白氏《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诗，在题材取舍上的显著特征是：取材的细微性。如将白氏诗与气象雄浑、境界阔大的盛唐诗相比，缺少的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增加了平凡的现实感和较为直接的功利主义；许多为盛唐人没有注意或不屑一顾的事情，在白氏诗中都有表现；描写对象由军国大事转变为耳闻身历之事，借以抒发内心体验，并从中开掘出人情之美和细腻之美来。白氏诗中有红颜已老的上阳白发人；逃避征战的新丰折臂翁；家贫无法出嫁的绿窗贫家女；典桑卖地的杜陵叟；被太监骗去了一车木炭的卖碳翁等。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普通的命运进入诗歌，并以空前的集中，出现在诗坛上。题材虽较狭窄、微小，但却象一幅幅中唐社会生活画，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现实。而这恰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触动读者的神经，使他为一个可怜的人、一件可悲的事洒一鞠同情之泪，使有相似际遇的更多读者，感到有人代言的快慰，从而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白居易《买花》诗，很能体现他在题材取舍上的美学追求。“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4写洛阳花市的盛况和世俗的风尚。“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5插入一个偶来花市的农夫的感叹。结尾二句既点明花价的昂贵，也揭露了京城贵族官僚生活的豪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又不做更高更广泛的济世要求；从细微寻常处着笔，抒发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这就是这类题材的特点。
　　由于日常生活琐事及个人主观意绪、心理感受等可借叙事而传出，就使诗歌创作走向了更为广阔、更接近人民大众的道路。正如明人江进之所言：“世间一切都包囊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6
　　2、创作格调的总趋势明显世俗化。
　　创作题材的变化，体现出格调的变化。加之中唐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市民阶层迫切要求适合他们欣赏水平和审美需求的文学新样式，于是形成中唐各种文学样式的基本趋势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众多的眼光不再向上，而是向下，向世俗化、大众化着眼。同样，白居易为代表的作家群也以世俗的眼光评价生活、反映生活。苏轼再评论此时白氏作品时说：“乐天善长篇，但格制不高”○7。张戒也说他：“其气卑弱，其辞浅近”○8。“格制不高”和“其气卑弱”恰好点出了白氏诗在格调上的特征，换言之，浅切而缺乏风骨。他着眼于某个普通人的命运，而非军国要事。有的只是春种秋收的生活现实和一身、一家、一地平安富庶的愿望，缺少高远宏伟的人生理想和豪迈奋激的追求、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当年一小吏的老杜犹有“窃比稷与契”的理想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9的广阔胸怀，而在白诗中却只见“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10的小惠。其《新丰折臂翁》最能体现其诗格调之特色。诗中所写之人是“深夜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垂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11的一老翁，并非希冀在边庭建功立业者；是一个为免“不然当时沪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12的自折手臂免去征役之苦的世俗之人，并非战死疆场名垂青史的英雄。虽此一管，可窥白氏诗格调之全豹。
　　3、语言的浅直和写法的“肆”。
　　白居易对乐府诗的创作提出了诸多原则。其中对语言的要求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13；体制上的要求是：“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创作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4。与之同趣的元稹则说：“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旁古人”○15。不求“高”、“奇”，而要用“当时语”，此乃白氏诗之语言特色。细观白居易《秦中吟》和《新乐府》可知，其诗语言浅俗晓畅，没有或很少有普通百姓难于理解的意象，看不到雕琢的语句，过多的典故、华丽的词藻，而以精心提炼的口头语，表达一种质朴的、与普通民众切近的心理体验与情感。
　　白氏诗中，语言的浅俗俯拾即是：“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西凉使》）；“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杜陵叟》）；“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上阳白发人》）；“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红线毯》）等等。如上诸诗读来平浅易懂，写法上灵活自由，不拘一格；不拘泥于诗格、平仄的限制和束缚，充分体现出“肆”的特点。读其诗，似觉不经意、不惊人，但蕴含十足，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官与民之间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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