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四）

鲁迅先生分析和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革命党人严重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了农民群众。1919年5月发表的《药》，便是批评革命党人脱离民众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在清朝的狱中、屠刀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故乡的人们对他的牺牲反映却十分冷淡。在古口亭口，人们伸长脖子，争先恐后“鉴赏”杀人的胜举。刑场上，农民华老栓捧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去购买烈士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小茶馆里，百无聊赖的茶客也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谈笑资料，在夏瑜悲凉寂寞的牺牲之中，革命党人脱离群众孤军奋斗的苦境被揭示得何等深刻。它告诉人们：如果革命没有深入群众，新思想没有逐步取代传统观念，革命者的活动就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支持，甚至人们把革命先驱者的鲜血，可悲地当做治病的“良药”。

《阿Ｑ正传》从另一方面揭示了革命党与农民群众之间可悲的隔膜，显示出革命党在广大农村中宣传、组织、发动工作是何等地薄弱。地处革命中心之一的浙东——未庄，民主革命的宣传基本没有波及到这里。在白举人向未庄疏散细软之前，未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革命党人进城，全村人心才摇动起来，但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知晓。二百多年来“反清复明”的意识潜流，使他们认为革命只不过是明王朝的复兴，于是革命党人便描绘成“个个穿白盔白甲，身着崇正皇帝的素”的模样。他们不知何谓“自由党”，而依其谐音称之为“柿油党”，“自由党”的证章也被视为“抵得上一个翰林”。阿Ｑ由于曾在城里“观赏”过杀革命党人，算是未庄人中对革命党多少“知道”一点的人。“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这些可笑的看法，显示了辛亥革命离群众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民众，在农村中即使出现了自发的革命力量，也得不到支持和指导。阿Ｑ嗅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息，开始萌发“造反”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投革命党。可是“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　对于阿Ｑ来说，要投革命党，“除却赶紧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而当阿Ｑ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走，“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革命的忠实同盟军，农民的支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脱离农民这支革命力量，就势必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革命党人正是犯了这一致命错误，终于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所击败。

　　其次，革命党人在革命中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软弱性。他们甚至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官僚和军阀的“咸与维新”上。这说明他们是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成熟的阶级，也与封建阶级的狡诈多变，富于政治斗争的经验有关。

　　鲁迅先生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说“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他们爬上来罢。于是他们爬上来了……。”　王金发率革命军开进绍兴，捉住了杀害秋瑾的章介眉。“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⑨　历史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武昌起义才成功，“开诚布公，咸与维新”，“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的呼吁就充斥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的公报、电文中，连革命党重要领袖黄兴也力主与袁世凯妥协，曾致函督剿革命的袁世凯，表示只要袁倒戈，那么“南北各省当局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袁世凯将革命淹于血泊之中。

　   鲁迅先生还在《两地书·三五》中沉痛地指出：“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⑩　由于革命党人没有痛打“落水狗”，没有“宜将乘勇追穷寇”，致使“落水狗”、“穷寇”得以喘息，卷土重来镇压革命，“数日之间，超过革命党人不啻数十倍。”　“当时和袁世凯的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固。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⑾　这一精辟分析正是从辛亥革命失败中引出的教训。　“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化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⑿　这又是革命志士鲜血凝成的一个教训。

再次，独树一帜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⒀　革命党人正是如此，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投身革命。但一旦社会地位发生转化，相当一部分人便停下前进步伐，另一些人则立即蜕化成新官僚政客。

　　鲁迅先生通过作品对王金发进行解剖，概括了革命党人“成功后”，这种迅速蜕化的情绪。王金发，秋瑾的战友，“绿林大学”出身的下层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不久，他领导了杭州起义，并带兵进驻绍兴，解散封建势力所把持的军政府，逮捕密告秋瑾的章介眉，推行一些革命措施。“倒是还算顾全大局，听舆论的”　⒁　颇有一点新气象。但是他马上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　大做起都督来，在他身边的“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⒂　“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⒃　当一些进步师生办报纸批评王金发时，他竟扣压学校经费，并以手枪相威胁，进而捣毁报馆，镇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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