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鲁迅先生对这次革命的积极意义，对英勇奋斗、慷慨悲歌的革命者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颂。他深刻揭示了革命的种种弊端，以警示后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不能公正地评论辛亥革命，也就不能很好地评价鲁迅先生了。

 （一）

　　鲁迅先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比较真实地把革命前的社会现实展现出来，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翻开小说集《呐喊》、《彷徨》，就能看到清末社会黑暗、闭塞，人民生活困苦、绝望等悲惨的景象。《孔乙己》、《祝福》中的“鲁镇”，《阿Ｑ正传》中的“未庄”，便是清末社会的缩影。农民、妇女、下层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尽压迫，物质资料极其匮乏——阿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靠做短工为生，晚上仅栖身于土谷祠；孔乙己则在乞讨和偷摸中苟延残生。精神上备受摧残——祥林嫂一生受尽凌辱，直至死前还受地狱恐怖的折磨，恐惧由于自己曾经再嫁，“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阿Ｑ则一味用“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和心灵。而骑在阿Ｑ头上的赵太爷，将孔乙己打折了腿的丁举人，用冷酷的封建礼教把祥林嫂驱向绝境的鲁四老爷，却是那样的道貌岸然，颐指气使，“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①

　　鲁迅用自己无数的伟篇，告诉后人一个真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貌似沉寂的中国大地，地火正在运行、奔疾。深受重压的人民，定会奋起搏击。当革命风暴骤起的时刻，连那本不觉悟的阿Ｑ，也迫于“生计问题”，决定“铤而走险”，去投奔“革命党”。当武昌起义、绍兴光复的消息传来，一向“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的范爱农，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也高兴地上城来找鲁迅，“去看看光复的绍兴”。②　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亟待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民主革命的洗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欢迎革命的到来。

（二）

鲁迅先生高度肯定了辛亥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认为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动摇了封建伦理道德，初步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阿Ｑ正传》以传神之笔，生动而洗练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场景：当武昌起义和杭州、绍兴相继光复后，城里的白举人在“黑魆魆”的深夜，乘着一只大乌蓬船，来到未庄赵秀才府上的河埠头，秘密地转移财物细软；为了开凿逃退之穴，白举人甚至不顾森严的封建等级，与地位远逊于己，“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的赵秀才排了“转折亲”。白举人的乌蓬船“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未庄的绅士们都惊恐起来。当一向被豪绅视为贱民的阿Ｑ在街上昂首阔步，“得得，锵锵”地唱着戏词的时候，赵太爷竟失去了往日盛气凌人的风度，“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他“老Ｑ”。这同当年阿Ｑ因自称姓赵，而被赵太爷痛打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至于等而下之的赵白眼，现在更是“惴惴”地喊一声“Ｑ哥”，低声下气地“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而阿Ｑ的一句随口应答，就使大家“怃然”，没话可说。“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寥寥几笔就将革命风暴降临之际，封建阶级的穷形尽相描画得活灵活现，充分表明了“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③ 反动绅士们的恐惧不安，终于使农民阶级从本能上觉察到革命对自己有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阿Ｑ们“未免也有些神往了”，“革命也好罢”。阿Ｑ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大可恶！大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向伸不直脊梁的阿Ｑ竟然在赵太爷面前“昂了头直唱过去”，高喊着“造反了！造反了！”的口号，并算计着如何分地主们的财产。

　　这充分地显示了在辛亥革命后，以阿Ｑ为代表的农民开始蔑视权贵，否认封建等级，并开始冲击封建专制。瞬间，封建伦理道德尤如大厦倾覆，也说明了鲁迅先生热情歌颂革命，赞扬革命。

（三）

　　鲁迅先生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但革命具有不彻底性，并深刻抨击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的叛卖行径。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之，捉赌私罚者有之。”　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④的疾呼。同年七月，获悉范爱农落水身死的消息，鲁迅先生思绪万千，提笔写下了《哀范君三章》，谴责了“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的黑暗现实，尖锐地指出了革命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变幻，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这是对袁世凯之流篡夺革命果实一针见血的概括，其远见卓识，是当时一般政治家所不能企及的，也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阿Ｑ正传》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⑤　这真实地说明了革命的不彻底性。《阿Ｑ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⑥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⑦　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⑧ 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任务而奋斗、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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