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几点思考

忧患意识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几点思考

东莞市高埗中学   赖文生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思考着这么几个问题：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否承载着中华民族经久不衰、世代相传的忧患意识？前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这种意识还有没有必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吗？

思考一：屈原和屈原的故事是否是中国古代忧患教育的典型例子？

又到端午节了，人们吃着棕子的同时，又重复着屈原和屈原的故事。我们家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记得小时候，爷爷和父亲都给我讲过屈原的故事，今天我又把同样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小孩和自己的学生听。可是，我是一位历史老师，每当我想起屈原的故事，我总在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屈原的故事讲了整整一个封建社会啊！？——2000多年的历史，岁月如烟，无数帝王的经国大事都只能记载在“枯燥无味”的教科书里，唯独屈原和屈原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栩栩如生，娓娓动人，就象昨天刚刚发生似的。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怀念着屈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受人排挤、谤谏未果、最后因楚国沦亡而投河自尽？可是，历史上壮志末酬身先死的人物数不尽数，为什么就屈原的“投河自尽”如此值得怀念？又难道是《离骚》的重大贡献？可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记载着多少登峰造极的文学巨人，屈原又能伟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屈原大概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化身，在他身上永远燃烧着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灵魂和标志之一！——屈原所处的年代正是战乱不断、政局动荡、社会转型的关键年代，他这种忧己忧国忧民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在优胜劣汰中不断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古代社会里，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的生存发展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威胁，人类本能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事实上，屈原和屈原的故事之所能流传至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臣民百姓同样重视屈原和屈原的故事。那个年代的人们，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也同样希望通过屈原的精神教育自己子孙后代。屈原离去了，但屈原的忧患意识永远不灭——屈原和屈原的故事是古代忧患教育的典范。

思考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治世”、“盛世”的出现大都与封建帝王自身的优秀素质密切相关，这些优秀的个人素质包括强烈的忧患意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封建帝王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是否是古代忧患教育最有力的宣传方式？

在我们的教材中，对“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的原因总结里，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当时的封建帝王都非常注意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对宋初、明初、清初的“治世”局面的出现，都仅仅归结为封建帝王对原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而已。致以“忧患”而字，不管是教材、教参，还是其它资料都是一片空白！其实，在我看来，不管是“吸取教训”也好，对“原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好，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都必须首先经受“忧患”两字的挑战，不敢或者没有直面“忧患”的封建帝王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秦、隋的短暂而亡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上面提及的“治世”、“盛世”局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当时的统治者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危机感”，这些重要因素的存在正是古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够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前提条件。就拿唐太宗为例。请看摘自《贞观政要》的一段对话：（太宗）又谓（太子）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 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这是一段非常常见的史料，但又是一段并不寻常的史料。它不仅仅反映了唐太宗能正确认识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而且充分体现了一代帝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危机感——正是这种潜在的忧患意识促使唐太宗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然后才有所作为。

唐太宗如此，汉高祖、文帝、景帝、宋太祖、明太祖、康熙帝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治世”、“盛世”的出现与封建帝王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又由于封建帝王特殊的身份和权力，他们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无疑是忧患教育最有力的宣传方式。

思考三：中国古代史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相关言论，特别是大量“忧患文学作品”的不断产生是否是古代忧患意识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和最具平民化的表现？

翻开中国历史，有多少文人骚客，语重心长，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有如惊涛骇浪，汹涌澎湃。在思想情操方面：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衰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际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久九洲同”；林则徐“苟行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忧患文学”更是源远流长，这些作品既表达了无数仁人志士忧己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又强烈地感染和熏陶了无数中华儿女。在政治时局方面，又有多少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人在江湖心系国家，他们的惊天警句，有如警世洪钟，无不令人刻骨铭心：从孟子“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到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从曹操“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到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从《阿房宫赋》阐述天下兴亡道理，到《六国论》批判朝廷贿赂契丹和西夏以求荀安，无一不对国家兴亡、时局治乱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在日常行为规范方面，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孔子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患人之知，患其不能也”；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一系列铿锵有力的至理名言，有如汪洋航标，时刻提醒和警示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字里行间无一不洋溢着浓浓的忧患意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