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册 第一单元 勇于向命运抗争的玛蒂尔德──重读《项链》

四、讽刺与同情共在的包容性

正是《项链》对讽刺与同情这一对立关系因素的兼容，使小说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包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是小说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史表明，具有包容性的“圆形人物”常常是伟大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朽的典型阿Q那多层次的、对立统的性格系统元疑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其多重对立统一的复杂矛盾眭格的出场，使读者既感到可笑可鄙，又产生出深重的可怜和哀痛。阿Q性格的这种包容性与作者对阿Q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作品能否具有‘包容性’，很重要的一电在于创作主体本身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襟气度。”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剧作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胸怀和气度。

“有一种感情，只有莎士比亚在舞台上才加以表现，那便是怜悯，一种对受难者并不带有赞赏之意的怜悯，一种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怜悯，有时甚至是对卑鄙角色的怜悯。”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诗人普希金在把他与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里的主角阿巴恭比较后发现：“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敏锐多智。”这种人物形象的丰富陛、包容性使得莎剧比《悭吝人》显出真正的审美力度和大家风采。因此，讽刺和同情非但可以不相互排斥，而且可以如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所指出的：“讽刺并不妨碍同情，正相反，如果分寸掌握得好，讽刺往往也加强了哀戚的一面。”其名作《包法利夫人》正是成功实践这一观点的范例。恰如纳博科夫所说：“福楼拜的小说将讽刺与悲悯相当精妙地融会在一起。”在写作的诸多方而颇得恩师真传的莫泊桑也毫不逊色。短短一篇《项链》中，讽刺越无情，肯定越有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显露出深刻、丰富、辩证的包容性，折射出作者深沉厚重、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这正是《项链》一百多年来仍余音绕粱，魅力永驻的深层思想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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