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教育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

叶氏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但我相信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观察、研究、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二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丰富、深厚的基础。

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叶氏是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勇猛地抨击当时的封建旧教育的战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为起点的。而他的抨击、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旧式教育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反科学、反民主的腐朽本质上。对于旧时代一些先哲和学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他决不妄加否定，相反，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民族教育的精华，他总是精辟地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这里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了然于胸。叶氏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精华的吸取和改造。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叶氏一贯主张教育要注重启发，要引导学生举一而反三。在最近为陈侠《论教育规律及其他》一书作序时，他还强调：“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叶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倾注全力反复加以申说的，并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予以解释，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学习必须求得自身真得实益的道理。叶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为己’”的文章，精辟地解释了荀子的“为己”说：“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叶氏认为，如果认定“为己”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抛弃死读书的做法，而要把印在书本上的各种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和能”，要“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无疑是叶氏教育理论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础。

在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上，叶氏也是弃所当弃，取所当取，决不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孔子提倡“温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后世的书塾学馆，也大都强调要温理旧课。叶氏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他认为，通过温故，“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决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再如古代学文讲究“吟诵”，叶氏深以为然，认为“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对吟诵的科学依据作了透彻的说明。但他也注意到了传统吟诵法在运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其二是实行“强记”，这种“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 ? 所以叶氏认为，光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而忽视吟诵，是一种偏向；光注重吟诵，而忽视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也是一种偏向。“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

可见，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以及教育实践的经验，叶氏都十分珍视，并且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从而有选择地予以吸取。这种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创造精神，是叶氏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

自清末民初，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日本以及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不断输入我国；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和民主的革新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叶氏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不但从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中，接触到了西方文化，而且课余博览《民立》《天铎》《社会》《大汉》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各种进步报刊，从中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的观点和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从事实际教育工作之后，更是经常结合工作阅读当时的权威刊物《教育杂志》，取精吸髓，用以思索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在教育界，一方面通过报刊广泛引进日本或西方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一方面又邀请国外教育专家来华考察，希望他们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教育的状况作分析。这些活动，对矢志寻求革新之路的叶氏无疑有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我国国内也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中间有些是叶氏的前辈，有些与叶氏同龄，彼此有密切的交往和深挚的情谊，这些思想界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也都对叶氏有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概括地说，中外许多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例如关于“习惯”说。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对习惯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并确认养成习惯是人类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1914 年 7 月号的《教育杂志》曾发表天民所著《柯尔文氏之本能及习惯说》，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心理学教授柯尔文关于“心理学即行动之学”的崭新观点，其中大量引述了 19 世纪以来哲姆士、雷丁格、路戛等人的研究成果。哲姆士曾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习惯的含义，说：“凡刺激与对刺激而起之反应，常反复于一定之方向，则神经系中自然构成一抗阻最少之发散路。此即所谓习惯也。”哲姆士还揭示了习惯养成之法则：一是“集中”，即以强固的决心，集中全力毅然从事；二是“慎始”，即抓住最初机会，取个适宜的开端；三是“训练”，即反复实践，使之习惯成自然。 1933 年，步毓森写过一篇专论，题为“习惯与教育”，根据国外有关习惯问题的论述，论证了教育与习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研究和讨论，对于叶氏“习惯”说的形成显然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叶氏的“自得”说和“直观”说中，都分明体现了培养学生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要求，这是对传统教育单纯注重知识灌输、单纯强调教师讲解的一种否定。关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一弊端，可以从美国教育家孟禄在 20 年代所作《中国教育讨论》的讲演中找到一种对比性的剖析。孟禄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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