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教育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

国人教授多用注入式，西洋人教授多用启发式，……西洋人考察教员教授的好坏，多拿教员和学生在讲堂上双方说的话多少作标准。若是教员在讲堂上只是讲，学生也只是听，差不多这个教员就不能算合格的教育者了。”又说：“中国今日的中学教学方法，是一种讲演式的教授法，学生居于被动的地位，无自动的精神。……现在美国教育最新的趋势，不仅使学生自动参与学习历程，并进一步使学生自动解决具体的问题。” 30 年代初，当时的国际联盟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决定由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一个专家考察团，到中国实地考察教育。其中主要成员有柏 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裴克，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法尔斯基，法兰西大学教授郎吉凡，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陶内等。该考察团在中国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定县等地先后考察了约三个月，后将考察报告题为“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中对中国学校教育的状况作了这样的评述：“学校中用得最普遍的教学法，就是演讲法。教师一味把知识灌输全级儿童，学生只有被动的接受。在中国的学校内，先生不大问学生，学生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工作可做。用这种方法，只养成学生对于四周环境起一种沉思的态度，不会供给创造和活动的动机。”所有这些，都在叶氏早期探索教育革新之路的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当然，叶氏教育理论的形成，丝毫也不能离开他自身长期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叶氏提倡“自得”，并解释说：“自得就是什么知识都经过自己的辨别跟融化，什么技能都经过自己的试练跟熟习，从而占有这些东西，跟这些东西发生血肉的关系。”他自己在吸取中外古今一些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观点或实践成果的时候，总是牢牢地把自己的脚站定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之上。叶氏曾说自己“ 50 岁以前断断续续当教师”，在这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幼稚班、初小、高小、普中、师范以至大学预科、大学本科、职业学校、广播函授学校等等，各级各类的学校几乎都接触过。他接触到什么新鲜的教育学说，就结合自身的实践进行思考，觉得有道理就拿来试行，所以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可以说都是经过自身实践的检验的。正如他在《过去随谈》中所说，自从进学校当了教员之后，“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这因为后来的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与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点，就拿来施行”。这听、悟、行三个字，也许就是叶氏探索教育革新之路的基本过程，即：广泛吸收，深切领悟，择善而行，从而加以理论上的总结、提高。

教材是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早在 20 年代，叶氏就决定要为中小学编纂一套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青少年学习规律的语文课本。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理想的范文很难从现成的文章中找到，最好是编辑者自己确定标准、自己动手来撰写。他这样想，也便这样去做。 1931 年他进开明书店国文部当编辑，便立志亲自动手撰写一部小学国语课本。 1935 年，叶氏又与夏丏尊为探求语文教学的科学序列，合作编辑了初中用书《国文百八课》； 1946 年以后，又陆续与朱自清、郭绍虞、吕叔湘等人合作编辑《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和乙种本等多种体例的语文课本，多方面去进行革新的尝试。关于教材编辑工作的理论，就是在这长时间、多方面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至于叶氏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语文教育理论的形成，还与叶氏本人在学识和素养上的特殊品格有密切关系。叶氏既是出色的教员，又是高明的编辑；既是卓越的文学家，又是公认的语言大师；既是文章高手，又是教育专家；既博古，又通今。总之，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在每一个领域，他的造诣都超越常人。这样一位在语言学、文章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修养的人，他就能够多侧面、多角度地来考察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各种现象或问题，并且获得比较准确、比较全面的认识；发为议论，也必然比较周妥。

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中外思想家教育家们的理论建树、自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这就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三大基础。如果把他的教育理论比喻成花果，那么叶氏自身的教育实践活动应该是滋生理论之树的肥壤沃土，而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则是经过严格挑选之后施加的肥料，中外思想家、教育家们的理论建树则是日照和雨露。

三

叶氏的教育理论有一个形成、发展和逐步趋于丰富成熟的过程。他的理论本身也还远远没有“到顶”，它为我们提供的创造的天地更是十分宽广。

叶氏在教育问题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早在 20 年代，叶氏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时候，就认定了“以诚立身”的信条。他说：“我常觉得‘诚’这个字是无论什么事业的必具条件。我们心情倾注了某事某物，便将我们的全生命浸渍在里面，视为我们的信仰和宗教，这就能‘诚’了。”因此，他一生崇尚真诚，痛恨伪饰，不欺世，不媚俗，坚信真理，坚信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而决不肯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和信念。但是，他又是一个力主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革新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懂得“知变，求变，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新”，因为“执一不二，光知守而不知变，不求变，不善变，是极不适宜于做人之道的，尤其是在多变激变的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求变，不断地改革的一生。因此，在教育领域里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看法总是随着实践的日益丰富、学习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有所发展，甚至更新。

例如关于教育的宗旨在“做人”，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叶氏几十年来一贯这样认识，毫不动摇。但是，做的是怎样的“人” ? 这“人”的历史的、阶级的内涵，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明确、逐步充实的。在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封建宗法统治彻底瓦解，封建主义的旧式教育被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猛烈冲击，培养具有独立意志、人格和能力的“人”，这个教育任务被人们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来加以讨究。叶氏在长篇教育小说《倪焕之》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教育事业是要养成‘人’的，──‘人’应该把他养成怎样，‘人’应该怎样把他养成 ? ──这非有理想不可。”当年叶氏笔下的倪焕之，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 “他相信中国总有好起来的一天；就是全世界，也总有一天彼此不用枪炮相见，而以谅解与同情来代替。这自然在各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养成正当的人，除了教育还有谁能担当 #p#page_title#e# ? 一切的希望在于教育。”作为一个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多少可以反映出作者对教育宗旨的某种意向，即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正当的人”，人与人之间都能谅解和同情。经历了五卅运动，现实斗争深刻教育了人们，到 30 年代，叶氏就明确提出了为私还是为公而学习的问题，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要成为“健全的公民”，都要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而抛弃“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人”的概念，在叶氏心目中显然已经有了新的、更充实的内容。到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叶氏已经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人民已经是“全新的人民”，他们“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事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种种方面，都跟以往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教育，要为这样的“全新的人民”服务，要培养这样的全新的人。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叶氏思想发展的鲜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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