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教育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

对于教育的革新问题，在早年，叶氏曾把希望寄托在具有革新精神的少数教育家身上，总认为教育的革新似乎仅在乎革除教育本身的弊端。他说：“念书，念得通透了，就去教学生。学生照样地念着，念得与老师一样通透了，也去教学生。顺次教下去，直至无穷。试问，‘你们自己的发现呢 ? ’‘没有。’‘你们自己享用多少呢 ? ’‘没有想到。’这就是一部教育史了。”这部教育史是教人承袭老例、抛弃自己、永远“照印老版子”的历史，必须要有洞察这一弊端而立志改革的有识之士出来治校或执教，这部历史才能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这是叶氏 20 年代前期的主要意向，他当时投身教育改革的第一线正是出于这样的强烈愿望。到了 30 年代，他的认识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上海各界欢迎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来华的热潮中，他写了一篇杂感，其中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历代的政治经济规定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不会独自改头换面的，要到政治经济都改变了以后，才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把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同教育联系了起来，并且确认教育的改革取决于政治经济的改革，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时代推进到了 40 年代末期， 20 多年的政治风云和严酷现实，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广泛接触，使叶氏越来越认识到政治影响教育、教育服务于政治，这二者密切不可分，而且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进步的政治必然跟教育渐渐并家”，“一切政治化为最广意义的教育，”那将是“无限伟大”的成功。在这理想的一天到来之前，凡是立志于改革教育的，必须同时要立志于改革政治。叶氏在 1946 年写的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中说：“教育原不是孤立的事项，有这么样的中国，就有如现在模样的教育。有人说，要把教育办好了，才可以把中国弄好。这自然见出对于教育的热诚和切望，可是实做起来未必做得通。还是调转来说，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即陈腐的教育──引者注）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即进步的教育──引者注）。”所以他们对 于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一方面身任民主运动的先锋”，由衷地赞赏和拥护。

至于在国文教学方面，叶氏的许多观点也是不断地在发展着、完善着的。例如对于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在三四十年代，叶氏曾竭力主张要改变以读单篇短章为主的习惯做法，提倡要把“整本的书”作为国文教材让学生研读，并在好几篇文章中，申述了光读单篇短章的缺点和研读“整本的书”的价值；但到 40 年代末期以后，他这种看法却有了修正，认为初中应该读典范的单篇短章，高中阶段则可以“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叶氏就在编辑国文教科书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尤其是在挑选古今范文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首次发表就被叶氏选中，编进教科书，从此成为“传统名篇”，如鲁迅的《故乡》、朱自清的《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夏衍的《野草》等等；但越到后来他越加清楚地意识到，选编优秀作品固然重要，确定语文训练的序列更为重要。 1979 年他在祝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要求研究会对“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骤”认真加以调查和研究，他说：“咱们一向在选和编的方面讨论得多，在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得少，这种情形需要改变。”

吕叔湘 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中，第一次提出了“圣 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这样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命题，并认为叶氏的许多教育论文尽管“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但在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原因何在呢 ? 吕 先生说：“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在语文教育──其实何止是语文教育──中，有很多问题叶氏在几十年前就早已揭示过，并提出了他和当时一些同志的卓越见解，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在实践上真正得到解决，所以叶氏教育理论中的这些问题的确还没有过时。此外，叶氏教育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从新理论新经验中吸取营养以期进一步接近真理的求实精神，更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向各个领域挑战的现代信息社会，新事物层出不穷地涌现，教育面临着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使命。叶氏一生所坚持的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更是我们当前实现“三个面向”伟大任务所不可缺少的财富。

原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2 期。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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