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教育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

一

圣陶教育理论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旨在“做人”──这是教育的宗旨、目标。

叶氏认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那是不正确的。读书，读教科书，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受教育，学做人，手段不止于读书，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问题上，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

说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种做法。叶氏说：“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什么是叶氏心目中的“够格”呢 ? 首先，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早在 1932 年，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何所为而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 ? 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现代社会，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知”也能“行”。叶氏说：“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这如何要得 ? ”有知识，也有本领，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在现代社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一个“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

做人，怎么做法 ? 叶氏认为，在校学生说起来是在学做人，实际上，“学”的过程也必须是“做”的过程。不能说，学生时代只是未来做人的“准备”阶段；否则，就意味着做学生与做人是一前一后的两回事，决无这个道理。叶氏说：“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将来固然重要，现在却是通向将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同样重要。现在学会做一个够格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学，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所以，叶氏十分强调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过程中，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决不能仅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上能说，必须行动上真正能做才行。

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那么做人是人人必须学会的，否则要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须是受教育者的全体，而不是少数个别“超群”人物。叶氏在 40 年代就曾大声疾呼：“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人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p#page_title#e# 1978 年，他在呼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时候，又强调：“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多数”还不够，必须是全体。这对那种以为普通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思想是严肃的否定。

第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

叶氏教育理论的闪光点，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且是在强调“养成”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学会做人，质言之，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

叶氏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这“真能”的标志是什么 ? 叶氏的观点是：要习惯成自然。叶氏说：“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氏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以之。

习惯，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得益；坏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累，甚至还会殃及旁人、贻害社会。叶氏认为，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想怎样就怎样，不上任何规矩，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一切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够格”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另外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别国。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

叶氏认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小”抓起。从“早”抓起，就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步。叶氏说：“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受用。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所谓从“小”抓起，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这样，才能在对待大事、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叶氏在抗战期间论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时，曾对“立身为公”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学生在校读书，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