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教学设计

北伐迅速获胜的原因
    1.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国共两党在北伐问题上意见一致，因而能够通力合作，进行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两党能够发挥各自的专长，调动各自的力量，为共同的目标竭智尽力。没有两党的团结合作，北伐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是北伐胜利的基础。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就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等随军出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北伐进军中，沿途农民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甚至拿起武器参战。湖南各界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队、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等，英勇投入反军阀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支持了战争。两湖粤汉路工人破坏铁路，迟滞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从9月1日起举行总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上海的解放，更是工人武装斗争的结果。民心所向是战争胜利的根源。
    3.中国共产党员英勇作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的负责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影响和鼓舞了广大官兵。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觉悟程度特别高，战斗力特别强，担任北伐军先锋，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为北伐立下殊功。
    4.北伐军出兵时机恰当，战略部署正确。当时，吴佩孚军主力在河南，两湖空虚。而孙传芳兵力分散，又在山东、江苏与奉军对峙，无力主动出击。北伐军集中兵力先取两湖，然后由粤、湘、鄂数路夹击孙传芳，这一战略决定完全正确。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在北伐中的正确指挥，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
    5.北洋军阀黑暗腐败，矛盾重重。张、吴、孙三派互不统属，各怀鬼胎，不能配合行动。一些省级小军阀和大军阀亦有矛盾，为保存实力，在蒋介石争取下改换门庭。军令混乱、军心涣散、人民唾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瓦解。
    6.苏联的援助。苏联派了大批军事、政治顾问，协助北伐军制订战略方针和政治工作制度，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1926年运来飞机、大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物资，仅步枪就有2万余支。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通史》，刘引泉主编，东方出版社

如何认识1925-1927年的冯玉祥及国民军
    1．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及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国民军虽然仅存在二年多的时间，但在1925-1927年间对中国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冯玉祥及国民军代表了当时摇摆于革命战线与反动营垒之间的军政力量，其向背对大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北伐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固然是国共两党的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与国民军在北方的配合作战也有很大的关系。北洋集团的分化给北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条件。
    2．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此时的政治进步有较复杂的背景，并有很大的局限性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因“倒戈”行动为北洋人物所不容，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国民军一军控制着北京，由此为奉系所嫉忌而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该部所占据的地盘大多土地贫瘠，故经济十分困难，且因直隶保大地区为李景林所占据而与国民军二军地盘隔绝，在战略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国民军缺少一个对外的港口，无法从海上补充急需的军火。所以，冯玉祥为把张作霖逐鹿中原，只能向国民党进步势力靠拢，以摆脱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此前，冯玉祥与孙中山只有些书信往来，对其政治理论及事业根本不了解。此时，他希望通过国民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军地处西北内陆没有从海上补给武器的来源，从地缘政治考虑，只能从与之相邻的苏联想办法。而且，从苏联进口军火不用付现款，这对国民军更是求之不得。但国民军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不是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与结果。就此事而言，苏联和冯玉祥都有各自的目的。当时，冯玉祥对苏联有一定的看法，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外蒙古受其控制不满。所以，冯玉祥在此接近苏联的目的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一定的区别。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军阀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由于其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这是他能够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3．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此外，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仍占很大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
    ——《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刘敬忠，王树才，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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