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鉴赏《战争与和平》教学资料

布雷达的投降　（西班牙）委拉斯贵支
　　《布雷达的投降》是委拉斯贵支惟一的一幅历史题材油画。它是描写1625年7月25日西班牙侵略军攻占一个由荷兰长期坚守的军事要塞布雷达（是荷兰的一个小城）的事件。在17世纪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中，布雷达一战是西班牙惟一的一次小小“胜利”，况且此事已过了10年之久，荷兰也已收复了这个要塞。国王腓力普四世为了吹嘘他的武功，仍要画家画下来。委拉斯贵支接受这一任务并不光彩，因为这是在为侵略军树碑立传。画家受命固然是不得已，但另一方面也有一层私人的关系，即这次战役的指挥者是斯宾诺拉，此人是画家的朋友和主顾。可是在这幅画上并没有宣扬西班牙军队如何“英勇顽强”，对垒的两军充满着和平休战的气氛。显然，画家是把战争双方的矛盾的实际意义掩盖了，侵略军头子斯宾诺拉和荷兰军队的指挥官正笑容可掬地在战场上欢然会面，大有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情调。且不管这个主题是否即国王的意愿，它毕竟构成了历史的虚伪性。委拉斯贵支想在画上减弱这种侵略的实质，而画成休战（而不像是投降）的阵势，只能混淆荷兰革命战争的意义，这就是委拉斯贵支在这幅画上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的真实，绝不是一种纯技巧的产物。画家的绘画技巧是高超的，这里他发挥了来自威尼斯画派的色彩表现功力，构图极富层次。两军交会，并不单调，双方仅以一方长枪直竖，一方枪支凌乱，作为胜败的标志，而人物形象就如集体摄影一般，木然无情。此画曾题名“枪林”，在人物身上渲染一种和谐的威尼斯色调（画家极崇拜提香，曾说：善与美要到威尼斯去寻找，而提香是创造这种善与美的画家们的领袖）。委拉斯贵支由于阶级地位而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弱点，在这幅画上是显而易见的。画家只有在他大量的风俗画和肖像画上才建立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功勋。

　　格尔尼卡　(西班牙）毕加索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毕加索在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进步事业方面，用他的艺术为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因而获得了西班牙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他本来不大关心政治。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政权倒向法西斯，迫使画家站到共和国一边，并欣然接受马德里共和政府的任命，担任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这时他虽身在巴黎，仍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他准备拿出部分藏画予以出售，向共和国提供40万法郎的捐款。1937年1月，他创作了一套连续性版画《佛朗哥的幻梦与谎言》，并自己附上诗作。此时，毕加索接受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次年春季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作装饰画。当他正在酝酿题材时，是年4月26 日发生了法西斯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这一罪行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镇上的无辜居民惨遭屠杀。毕加索义愤填膺，随即拿起画笔，进行构思，终于以此事件为题，画了这一幅震撼画坛的《格尔尼卡》。“在创作的头几天里，他共画了25幅草图，至最后完成，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刚好撑满他的一个大画室。毕加索采用了多种风格与手法，以半写实的、立体主义的、寓意的和象征的形象，把复杂的法西斯暴行的场面揭露出来。尽管是一些几何形人物，广用线条，寓意复杂，但观众都能领会。其强烈的感人之处不亚于一幅写实的力作。在最右侧，一个女人高举双手，显然她是从一座着火的房子上跌下来。另一妇女向画面中央奔跑，惊恐与狂怒布于全身；左边有一母亲，她手托被炸死的婴儿，在啼哭呼号。右角一妇人的头从窗户里探出，她举着一盏油灯，向前平举，象征揭露，她把这一切展示在光照之下，让世人看个分晓。在画面的中央，高处有一眼睛似的灯光，可是眼睛的瞳人却是个灯泡。地上倒卧着战士们残缺的肢体。断臂上还握着被折断了的剑。剑旁有一朵鲜花，这可能是对英雄的哀悼。靠中央上方，有一因受伤而嘶鸣着的马头，它张裂着口，由于爆炸声而受到惊吓。有几枝箭自上落下，刺在痛苦地挣扎着的动物和人身上。靠左侧上方，有一眼睛已移位了的牛头，形象十分狰狞。人们从毕加索过去的画上常出现牛头这一事实来分析，认为它可能象征邪恶。毕加索采用分解立体构成法，仅用黑、白、灰三色来画成。调子阴郁，情景恐怖，全画充满着悲剧气氛。这是画家对战争暴行的控诉，对人类灾难的同情。所有形象是超越时空的，并蕴含着愤懑的抗议声。当《格尔尼卡》公展以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奔走相告，人们首先感到的是画家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所表现的觉醒。后来他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说：“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低能儿？如果他是一个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他是一个音乐家，只有一对耳朵；一个诗人，只有一具心琴；一个拳击家，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灾情，并从各方面做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逃避现实的冷漠态度而使你自己同你的那么丰富的生活隔离起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一个武器。”这段话宣告了毕加索开始重视艺术的社会学意义。有人不理解他在这幅画中的隐晦含义，问他那匹可怜的马和那头牛是否代表着受难的人民和杀人的法西斯？他回答说：“那头公牛不是法西斯，但它是残暴和黑暗……马代表着人民……格尔尼卡壁画是象征的……寓意的。这就是我要用公牛、马等形象的原因。这幅壁画要明确表达和解决一个问题，因而我运用了象征主义。”不过，毕加索对《格尔尼卡》一画的解释有时也不完全一致。在第一次展出时，他说画上所使用的象征性手法是“平凡”的东西，后来又补充说：“只有最广泛的平凡灌注着最强烈的情感时，一件伟大的、超越所有派别和种类的艺术作品才能诞生。”这后一句话，说出了他那“超越所有派别和种类”的意义。这幅画的艺术价值也即在于此。

　　免胄图　（北宋）李公麟　　
　　白描源出于“白画”，魏晋时已有，多为粉本画样，经隋唐至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绘画样式。白描不施色彩，仅借助墨笔线条的浓淡、粗细、虚实、轻重、刚柔、曲直，来表现对象的形体、质感、量感以及运动感、空间感，朴素优美，技巧要求高。李公麟在白描发展过程中，贡献极大，其代表作《免胄图》、《五马图》都是白描佳作。《免胄图》，又名《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叛臣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等西域诸番30万大军侵唐，唐代宗急诏令郭子仪带兵万人，驻守泾阳，抵御敌军。在敌众我寡的危急之际，郭子仪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卸去盔甲，只带十数人，径入回纥可汗营，说服回纥反击吐蕃，泾阳之围遂解，画卷即以这一史实为题材。画卷右部，回纥大军万马奔腾，卷尘而来。中部，功高盖世、一身儒服、宽厚中透出威猛的郭老将军来到回纥大营，回纥可汗、将领们深感意外，露出惊讶、后悔之色和“慕华钦顺之情”，罗拜于地。雍容大度、面带微笑的郭子仪稍稍俯首，以手示意请起。画中左部是自信镇定、仪表堂堂的郭子仪的侍从骑乘，虽然人马很少，但保持着警觉。在他们后面，是严阵以待、有备而来的泾阳守军，这是郭子仪单骑免胄的依靠。画卷根据题材的内容要求，把双方主体人物，特别是郭子仪，放在中心位置，与军队、侍从拉开一定距离，这样就把观众的视线吸引到中心人物身上。在主要人物两侧，或站或跪的人物、马匹等，也有规律地高低起伏，疏密相间，形成一定的节奏感。作品中，郭子仪的安闲大方与可汗的心悦诚服，唐军官兵的威风凛凛、睿智俊伟与回纥将军的勇悍蛮武、高鼻深目形成对比。李公麟的人物画作品中，历史题材占有很大比重，往往“薄著劝诫于其间”。在北方强敌压境，大宋王朝和战无方的当时，《免胄图》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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