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1972年2月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一方面宣告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打开，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美两国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就注定了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有起有落的复杂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1972-1978年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局势继续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怎样估量自己的国家利益，怎样根据形势的变幻制定对美政策，怎样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怎样经过艰苦的谈判和不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对中美会谈的评估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对中美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并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以此为契机，中国外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仍然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灵活性”。

    1972年3月3日，周恩来向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讲解了中美《联合公报》，并着重论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他说：“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访华前十七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随后，周恩来于1972年3月5日，将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馆的通报稿上报毛泽东审批。这份通报稿要求驻外使馆：“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中国方面之所以确定这样的方针，一是由于协议还有待于实践，不宜“张扬”，二是要尽量低调，防止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攻击尼克松让步太多，破坏中美会谈的成果。毛泽东阅后认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72年3月7日发出内部“通知”（发至省军级），对中美上海公报以及新的对美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知”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提醒中共高级干部要注意中美上海公报中一些重要问题提法的差异。例如，在公报中有关双方共同点，在文字表达上大都采用了“应该”、“准备”、“希望”这类字眼，这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双方根本立场有原则区别。通知认为：“双方协议的十一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此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四点共同申明；反对互相勾结和划分利益范围〕还未成为现实，美方能否履行和履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其行动。”又如，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声明部分说到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撤军”。“通知”认为，这里“地区”不是仅指台湾，而是指整个远东地区。中国方面所要申明的是，“中国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坚持不渝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远东局势就和缓不下来，中国方面就继续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打下去，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也就要受到影响”。关于以后中美双方在各个领域里的具体关系如何恢复与发展。“通知”指出：“公报关于两国人员来往、贸易等，只是从原则上作了规定。今后民间人员来往会逐步增加，不仅美国人来，我们的人员也要去美。双方民间贸易界也会有些接触。”

这份“通知”的内容表明，首先，中共中央认定，缓和中美关系起到了利用美苏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其次，对中美最高级会晤取得的成果，更注重今后是否能够落实；第三，指出了中美之间仍有台湾、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待解决；第四，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HdRwDW@7= 
在中美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通知”对于中共高级干部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贯彻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中国有关方面调整了相关的政策，着手恢复和发展与美国官方以及民间的交流和往来，美国方面亦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推动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

促进中美双边交流的恢复与扩大

    最先取得积极进展的是中美在巴黎的正式接触。1972年3月13日，中美双方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正式改为公开渠道。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美国驻法大使阿瑟.沃森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中美最高级会晤所产生的第一个具体的成果。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曾商定把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中美之所以把巴黎作为双方举行进一步会谈的地点，主要是由于法国同中国和美国都有着良好的关系；法国首都位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途以及双方去巴黎都很方便等诸多因素。此外，敏感的外交界人士还注意到，在巴黎，双方将能避开“莫斯科的耳目”，而过去中美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时，这种“莫斯科的耳目”是一直存在的。巴黎渠道由秘密转为公开后，联络方式也从原来美方人员单向来中国使馆改为双方互访，会谈地点也由大使官邸改为双方大使馆的办公楼。

    巴黎公开渠道后来一直持续到1973年2月。在此期间，双方的联系共有53次。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在巴黎的大使馆进行会晤，使两国的磋商和接触制度化，并且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贸易和互访,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在巴黎定期举行大使级会晤之外，中美两国还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接触和战略对话。其中，最重要的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通过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的接触也更加频繁。这种沟通和磋商机制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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