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为迎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于11月12日向毛泽东请示。邓小平告诉毛泽东，现在世界舆论都说中美关系冷淡了，这一次基辛格要得一个“中美关系不错”的印象，他要做的文章主要还是台湾问题。毛泽东表示：台湾现在不要好。他要我们不用武力，我们不干。相反，它欠我们的帐。美蒋条约让它在那里，等待世界有个大变化，到那时候才能解决。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来到北京。12月2日，毛泽东与他举行了会见，并就国际形势与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进一步批评美方的倒退。福特提出：“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回答：“就是，君子协定。”

    此外，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于12月2-4日同美国总统福待举行了三次会谈。关于国际战略问题，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他认为：“对付扩张主义讲究策略是必要的，应该有一系列的策略、正确的策略。但策略是受战略指导的，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的正确策略应是灵活的、多方面的，策略超过某种限度会影响到战略本身。”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理解总统说在大选期间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新行动。我们多次谈过，我们有耐心，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一直是把国际问题摆在第一位，台湾问题是第二位。”福特表示：“我感谢你们对我们美国国内的政局表示理解，但我仍要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的义务。为了记录在案，我重申一下尼克松总统1972年来访时就这个问题所表示的五点。…… 我正在执行尼克松总统承担的义务。对中国的耐心，我是理解的，并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我还表示，在明年大选以后我们将处于朝着仿照日本的安排更具体地朝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行动的地位。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对此，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总统说在适当条件下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意表示。这也就是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要实现我们所说的'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按照'日本方式'，也意味着以往的经济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解决。”但福特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的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应当继续并加强，在文化、教育等交流方面应开展广泛活动。这有利于改善我们两国总的关系方面获得人民的支持”。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不让步，他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由中国决定。”

    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方也没有确定的时间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程继续拖了下来。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正是本着长远的观点，着眼于大局，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把对双边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1975年底，中国政坛风云突变，政治形势急剧向左转。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接着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仍有共同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苏联一方面向中国伸出橄榄技，由《真理报》出面发表文章，呼吁改善中苏关系，表示苏联在领土等问题上不对中国抱有野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进行露骨的威胁，10月14日，有特殊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在巴黎发表文章说，除非中国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更为和解的政策，否则将迫使苏联领导人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对此，美国立即做出反应。10月15日，基辛格就此评论说，如果中国“受到外部一个大国的威胁”，美国认为那将是“严重的事件”。在另外一次谈话中，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对于任何通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来打乱世界格局的企图，美国不会不予以认真的对待”。这说明，中美两国业已建立，并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的战略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建交谈判与中美关系的突破

    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他过问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中方的谈判方针和策略作出具体指示。在1978年7月5日的首次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四个要讨论的议题：1、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形式和性质；2、实现正常化之际美方的声明，强调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待；3、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商务关系；4、建交公报和建交的具体形式。美方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谈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达成谅解后，再谈下一个问题。并要求保密。黄华提出，美方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条件。美国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中，黄华对美方提出的四项议程做出答复，提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做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有相当的距离，在此之后举行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谈，进展不大。这时中方的意图是主要是要摸清美方的底牌，然后再作决策。中美之间除了在北京的秘密谈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直到中美谈判建交，美国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仅在台湾大量驻军，还对台湾提供了高达59.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42.2亿美元是军事援助，17.6亿美元是经济援助。由此，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事业，而且造成中美之间的严重对立。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中方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立场是：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2、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3、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问还可以继续保持民间来往，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4、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方则在售台武器和“终止”而不是“废约”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几点上讨价还价。售台武器问题最初是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之间的特别渠道间进行的，而在主要的谈判中没有涉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些主要的“谈判不受不愉快问题的干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