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这时国际国内对美国战略重点和中美关系出现了种种议论。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了那种革命不能有妥协的说法，并且为中美接近辩护。毛泽东说：“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指美国的全球战略--笔者注）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指他与尼克松的会见--笔者注）。”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显示了，要推进不仅对美国，并且要把欧洲和日本也包括在内的“全面外交”这样一种战略。他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毛泽东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上述谈话，指出了美国的战略重点不是东移，而在欧洲，并且阐明了中国可以做出某种妥协，以争取回旋余地的根据和理由，构成了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基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曾引用过的列宁的那段话被用来证明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是有道理的。这一行动被称之为“革命国家”的“必要的妥协”，以区别于苏联的所谓“入伙分赃”。在谈到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时候，“十大”政治报告把苏联描绘成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最为危险的敌人，并且遭到远比美国更为严厉的谴责。周恩来指出：“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内容来看，对美国的提法相对温和，突出的一点是，指责美国是威胁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周恩来在报告中甚至提到了“中美关系有所改进”。这表明毛泽东旨在改善同美国关系以反对头号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已经巩固。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为了实施一条线的战略，除了致力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之外，更注重就国际战略问题与美方进行系统而广泛的讨论。这构成了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当两国关系还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议，而是通过对世界大势进行的对话以及达成的共识建立起来的。这也使中美具有权威的级别上的会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次长谈。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就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主要威胁谈了起来：“他们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都想霸占。”但毛泽东认为，苏联“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至于苏联会不会如美国所说的那样有“东进”的危险，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它要进攻中国，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至少增加一百万，或者更多，才有可能。”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美国明白，苏联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和美国争夺欧洲和中东，而不是马上进攻中国。基辛格对此心领神会，说“把中东、欧洲让给它？不会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如果欧洲、日本、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在中东、在毛主席说过的地区共同努力，就可以大大减少进攻中国的危险。”毛泽东反过来说：“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苏联是如何如何的强大，而是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苏联的真实的祸心而上了缓和的当。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那就复杂了。”毛泽东接着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一百年以后再来。至于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我想不要一百年。”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跟印度也建了交，就不那么好啊！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哪。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这里的潜台词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可以等待，但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台湾事小，中美面临的国际问题事大，这种宏观的眼光和着重于长远的战略观点构成了中国跟美国接近的理由和基础。毛泽东同基辛格的对话，范围广泛，又有深刻的内涵，既为当时的目标服务，也为长远的目标服务。它为中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军队负责人，谈到了国际战略态势的问题。他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还提到：“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这表明虽然苏联此时向中国做出了某种姿态，但毛泽东对此并不信任，并且仍然坚持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在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所确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日后中美关系酝酿新的突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停滞与曲折的复杂局面

    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势头，进入1974年之后，出现了波折。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国内出现的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的政治地位，使其很难在美中关系上有所突破。在此前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此外，由于美国热衷于对苏实行缓和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批评也增加了。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与曲折的复杂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在总体上仍然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并试图防止美方从中美已达成的原则立场上倒退；同时也有意采取了一些冷淡措施，以表明对美方的不满。对此，美方也很着急，一方面让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返华，催促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返美，另一方面要求与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话。面对这种情况，中方决定邓小平不去华盛顿，只在纽约见基辛格。1974年4月14日，邓小平同基辛格在纽约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棉里藏针的邓小平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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