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在中美大力开展官方接触的同时,民间的交往也开始活跃起来。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进行两个星期的访问。在此之后,中国医学代表团和科学家代表团、中国沈阳杂技团等也相继访问了美国。值得指出的是,中方这些代表团出访虽然是民间交流,但都体现着中国领导人开展对美外交的意图。例如,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代表团,中国领导人极为重视,周恩来亲自提议由在乒乓外交中有突出表现的庄则栋(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任团长,并在该团出访前接见了全体成员,鼓励他们在增进中美之间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作用。这些代表团在美国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尼克松总统亲自分别接见了他们,这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
另一方面,数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1972年4月和6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先后访华的美国参议院两党的领袖,众议院两党的领袖,他们分别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美国全国医学协会的一批医生和一个电子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也于1972年的夏天和秋天访问了中国。此外,还有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一个代表团也加入了访华的热潮。1972年7月29日,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和美联社达成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首次建立正式的新闻和图片交换渠道。
在此期间,中美贸易也有了较大的起色,其增长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据美方统计,197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总共还不过是490万美元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几乎是零。而到了1972年,双方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230万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出口了6020万美元的货物,从而使两国的贸易额跃增到大约9250万美元左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的限制放宽之后,有些美国实业家参加了在中国广州举行的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一些著名商界人士还1973年初,发起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虽然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并不算大,而且对两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但中国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进行大量贸易的国家,所以中美日益增长的贸易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它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做出了贡献。
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1972年8月24日,周恩来指出:“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
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3年1月,由于美国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意味着美国已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出去,从而消除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障碍。至于中美关系继续改善的第二个障碍台湾问题,尼克松曾许诺在他第二任期内解决。19732月,尼克松以压倒优势再度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派基辛格访华,带来了更为具体的方案。
1973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美方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项步骤: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liaison office);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实现这两项步骤。对此,周恩来表示:“在实现这项步骤的过程中,我们互相还会商量,或者提前,或者推迟”。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此目的,中美双方约定“要扩大在各方面的接触”,并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最重要的是,双方商定了互设联络处的问题。中方认为:中国在美国设联络处“有助于我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这种联络处的规格很高,虽然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双方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这是中美双方朝着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迈进的一个重大的正式步骤。因为,随着双边关系的不断扩大,联络处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外交作用,直至升格为大使馆为止。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中苏关系却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上不断增兵(已从1969年的21个师、1971年的33个师增加到1973年的45个师)。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思考也日渐深入。他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准备进一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 “一条线”的构想。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国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但更强调“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是苏修”,中国方面还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同苏修的斗争”。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已从恢复历史性的联系,努力消除两国间的障碍的阶段,进入到力争加强战略协作并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阶段。为此,中方加快了筹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经外交部提议,由周恩来上报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选定老资格的外交官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担任副主任,并于1973年3月29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这样,以黄镇、韩叙出使华盛顿,再加上已在纽约的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黄华,就形成了中国在国外外交规格最高,并且最强的布局。这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视。正因如此,毛泽东曾对黄镇说:“驻美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中美双方互设的联络处从1973年5月1日起正式开始工作。5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敦促美方在中美关系正常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他指出:“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功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