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1974年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中美关系作了回顾，并再次重申了中美建交的基本条件。他认为：“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近三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正常的。当然，步子迈得不大，主要原因是台湾问题。上次基辛格博士来的时候，我人也跟他说了，不能考虑任何别的方式。“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就我们来说，都不能接受。我们对自己的安全并不担心，当然，讲原子弹，我们有一点，但那个东西不顶事，甚至将来，我们也不会同美国、苏联两家比，不会进行竞赛。”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停滞的局面。不仅如此，福特政府还在一些势力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台关系。

1975年4月5日，台湾当局领导人蒋介石在台北逝世，终年87岁。美国方面原来打算派农业部长巴茨前往出席葬礼。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一场争论。台湾当局表示，任何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统洛克菲勒或国务卿基辛格的人出席葬礼都是对蒋介石的侮辱。他们还特别指出，在两周前洛克菲勒曾参加过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葬礼。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等右翼势力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福特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率领一个9人代表团赴台湾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这是个重大的妥协，因为这样一来，洛克菲勒就成为自从70年代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系以来，以政治身份去台北的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这也是美国向台湾所作的一种姿态，用以在台湾逐渐对美国失去信心的时候，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抛弃它。

    1975年5月6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这番表白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却使湾当局倍感欣慰，台湾当局的发言人说这种“及时的保证证明，美国并未忽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

福特政府的上述立场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暗淡。因为，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任何旨在加强同台湾联系的举动都必将被视为是制造“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1975年6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表明了中方的强硬态度，他说：“'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

    1975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万斯为团长、罗森为副团长的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再次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他指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之间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上海公报签订以后，确实我们的关系有了发展，除了贸易还有一些文化交流，但从上海公报签订后的前进步伐来看，进展是不大的，当然我们也有某种共同语言。在谈到日美安全条约时，他指出，我们是两条：第一条，从总的原则上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在外国建立自己的基地；第二条，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尊重现实，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我们理解。这些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的。

    福特虽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迈出更大的步伐，但他为了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争取选票，仍想借助中国压苏联让步，以此打开美苏战略谈判僵局，实现美苏缓和，为此，他派基辛格于1975年月10月来北京，为其访华做准备。对此，毛泽东认为：福特、基辛格妄图否认苏联进攻重点在欧洲，渲染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的威胁吓唬中国，用一些先进技术和军事援助为诱饵，套住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因此福特决定按照计划在1975年访华。但他担心无功而返，反而会失掉资本，所以派基辛格第八次访华，为其访华做准备，争取在维持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下，在贸易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做些表面文章，发表一个可供渲染的公报。因此，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仍利用美苏矛盾，贯彻“一条线”的战略，着重指出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对福特访问仍持你要来我欢迎，谈得拢可以、谈不拢也可以的高姿态，拒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重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75年10月20-22日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那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如果我们要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我们的态度从不僵硬。但我们认为，灵活果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

我们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至于中国，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无求于人。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人很怕俄国人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关于中美关系，由于美方不肯在台湾问题上迈出新的步伐，因此，邓小平在22日的会谈中表示，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比较行当的。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并批评他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来北京，我们又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基辛格忙说：“我们来北京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对手，也因为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的意见我们都同意。”毛泽东此时将了美国一军说：“靠不住！”“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第五（指美国在美、苏、西欧和日本等国的战略地位中把中国排在最后一位）。” 基辛格解释说：“我们在莫斯科得不到任何东西。”毛泽东借机提出台湾问题说：“在中国可以得到台湾。” 基辛格表示：“这个问题会在我们之间得到解决。” 基辛格随后提出，美方准备在军事上对中国提供帮助。对此，毛泽东表示，军事方面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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