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但随后不久，邓小平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kifar Al.Bhutto）的谈话中表露了对美方的不满。他说：“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美方提出要寻找解决方式，我们说没有什么好找的，就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中国方面认定的“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来往。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帝国主义，特别是两霸来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势不可挡，一是由于两霸争夺世界霸权带来战争危险。苏联在东边的一百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也是对付日本，当然也是对付中国的。但我们不排除苏联搞小动作。所谓小动作，无非是像珍宝岛事件那样。我们还是要做准备的，不仅是为对付苏联的一百万军队，而是要准备两个超级大国打世界战争。这种战争要来，恐怕危险主要还是来自苏联，美国在世界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想从次大陆打开出海口，这是肯定的”。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当初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实力强大的右翼势力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正是由于尼克松本人一贯以“反共”著称，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同中国和解的政策。假定没有水门事件掀起的狂澜，以尼克松的胆识和远见，他是能够兑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辞职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特(Gerald Ford)在其就职演说中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使我们感到不安，使我们感到痛心”。关于中美关系，福特上任后一再表示：“我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已经表明它是符合双方的重要的和客观的利益的”。

对此，中国方面作出积极反应。1974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并且指出：“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在就职时表示，将继续尼克松总统所开辟的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中国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发展的。”

此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1974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时，对一年前中国政府提出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方针涵义重新作出解释。他说：“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如果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和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的一套马上搬过去。”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George Bush)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11月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有针对性地指出：“双方肯定的是，要沿着上海公报的路线发展，肯定了这一点，有些问题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的，一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慢慢来。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曾强调在对华政策上的连续性。

福特政府上台之初，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他于1974年10月25日签署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但在此之后，就不再有大的举动。

    当时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水门事件刚过，共和党的伤痛未消，福特政府处于弱势地位，而美国国内亲台的保守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福特不愿过分得罪他们。此外，197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福特为实现连任的目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从国际因素看，一方面，随着巴黎协定的签字，美国已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不再求助于中国，另一方面，以美苏于1972年签订了反导条约为标志，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减弱了美国对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兴趣。因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一个令中方失望的事实。

    福特此时对中国的战略动向不太摸底，希望了解中国的想法，因此他决定派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七次访华。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北京，但他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11月25日，邓小平陪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基辛格博士及其夫人和子女。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这次由邓小平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跟你们谈判，就给我一个休息的机会。他提醒基辛格说：“我们有条共同的战线，就是对付'北极熊'。”“'北极熊'主要是对你们的，不像你们所估计的。”对此，基辛格表示：“当然最终来说，它显然是针对我们的，但它的中间的步骤将如何，还得留待观察。”

    11月26日至28日，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在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在讨论双边关系时，基辛格认为：“首先要使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冷淡，而且比以前热烈。这样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他进而提议，如中国认为可取，美方可考虑接受一项关于福特总统访华的邀请，美国设想福特明年下半年访问。对此，邓小平表示：“如果福特总统有愿望来中国访问，我们表示欢迎，对中方来说，任何时间都合适。”于是，双方达成此次中美会谈的唯一成果：即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月12月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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