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在此期间，邓小平再次打出经济牌，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6日，他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当然我们也跟美国人讲清楚，因为双方关系没有正常化，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加以比较。”

    美国总统卡特对中美建交谈判进程也很关注。9月19日，卡特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并且说：“如果美在正常化以后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和美在正常化时发表“期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这两个问题“满意地解决，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就不会有其他障碍”。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卡特总统在谈到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坚持发表一个不受中方反驳的，大意是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声明的重要性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1978年10月，久拖不决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取得突破，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与福田首相的会谈中，谈到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

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回答记者提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时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向美国指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

 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等多久。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如中美关系发生“决定性和建设性进展”，今年12月和明年1月将是“历史性的重要机遇”，希望双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否则，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先列入议程，中美关系问题将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另据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召见了我，说现在是解决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机。如果现在不解决，到明年秋季国会开会，就会着重讨论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事情就可能拖延下去，拖延到1979年秋季以后。我把这个意见告诉国内，报告可能使国内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

    随后，在11日2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

    邓小平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外发出信息，解释中国对台湾的政策。11月14 日 ，邓小平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政治家或是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还要大。”他还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素，这是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进展。

针对美国要求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1978年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现实问题。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有了新的发展，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另一方面，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此时，中美建交问题虽然没有正式提交会议讨论，但邓小平肯定是将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的。因此，邓小平这时在与一些负责人谈话中，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2月1日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

    在这种背景下，12月4日，韩念龙在中美建交第六次谈判中提出中方的六点方案：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是欠了中国的债，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债，“解铃还需系铃人”；2、欢迎卡特总统在9月19日会见柴泽民主任时的正式表示，美国愿意履行中国政府表明的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这应在联合公报中得到反映；3、同意干脆一揽子解决，不同意搞“中间阶段”，确定在一个时限内完成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后，才能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4、正常化以后，美国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可以按照“日本方式”处理；5、美方提出在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6、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亦发表声明。对此，伍德科克表达了美方的积极态度，但在售台武器方面仍提出，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美方表态的要点是：一、公报发表后，美国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在台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前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由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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