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2、中国决策层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尽管1973年后，美国因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诺言；尽管美国对于美苏缓和极为热衷，中国方面对此相当不满，但由于国际战略的需要，中国仍然对美国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避免中美关系倒退，借此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无需讳言，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处理得过分僵硬，使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讨价还价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削弱。当1978年，美苏矛盾再次加剧时，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平衡作用再次显现出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速了。

    3、中美关系正常化固然有苏联因素起作用，但中美关系的发展更有自身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从中国方面来看，与西方的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恢复和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事实证明，中美关系改善的确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为中国同西欧、日本等重要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打开了通道。这样，到了1978年底，中共中央决策层准备实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中国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同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学习和借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需要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互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同步，其中确有一种互动的内在联系。

    4、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是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形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经验引进到中国对美关系方面，对美国采取了既联合又有斗争的方针，即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等一致的方面实行联合，同时又保留对美苏缓和的批评权利，同时注意独立自主地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妨碍中国国家统一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注意掌握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以便留有回旋的余地。

    5、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6、中美建交的意义是深远的，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双边关系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争则俱伤。认清这一点，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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