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曲折中发展的中美关系 中美从和解到建交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四次会谈。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示：1、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四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立即通知台湾终止防御条约；3、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非官方关系；4、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商务和文化联系；5、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他还递交了按上述意图重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并提议双方确定1979年1月1日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美方希望双方能够商定美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间。邓小平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提出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鉴于美方提出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然而，正在中美建交谈判就要大功告成之时，中美在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是否仍售台武器的问题上又出现严重的纷争。据美方霍尔德里奇回忆：“在正常化的磋商中，中国要求停止出售武器，我们拒绝了。我们的谈判曾经因这个问题几乎失败。”12月14日，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提出，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议邓小平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美。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意于1979年1月29日访美。

当天晚9时，伍德科克又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中方13日提出的问题：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同意声明中不写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事。12月15日，伍德科克又求见邓小平，要求澄清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时说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对此，邓小平回答：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伍德科克答应立即报告美国政府。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过，中方在许多场合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将近30年的关系不正常状态。

    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1972-1978年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灵活性”，但中国方面对美国是否履行上海公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方满意地看到，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发展，美国最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并与美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但在此之后，美国方面由于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从而给中美关系正常化造成了困难。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回旋余地相对较少，只能守住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以“日本方式”为底线，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静观美方的变化。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1976-1978年，中国领导层处于调整、过渡期间，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四人帮”的垮台，党内健康力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邓小平成为中方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美建交谈判的焦点转到建交后，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方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在建交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大局出发，决定保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权利，以不影响建交时间。在解决台湾的方式上，中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为了防范台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而美国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承认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纵观1972-1978年的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曾经低估了中国方面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出大的让步。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她决不可能容忍台湾永久地分裂于祖国大家庭之外。应该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感情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近百年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负的深恶痛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别国染指中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心理状态。认清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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