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 廖钟庆

She hears me not, she heeds me not
Nor will she listen to me
While here I lie alone
To die beneath the willow tree.

Sir W. Scott也曾写过一首Where shall the lover rest的诗，里面也提到“在柳树下死亡”。徐志摩喜爱的诗人克里斯蒂娜 • 罗塞蒂（Christina G. Rossetti）的哥哥丹蒂•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就曾写过《柳树林》（Willow Wood）的组诗，这是一组悼念爱人的诗，柳，就代表着哀伤、死亡与悼念。在这首诗里，除了“柳”代表着哀伤、死亡与悼念之外，还有“榆荫下的一潭”这一诗句中所彰显的“榆”与诗人“拜伦”的关系，似乎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哀伤、死亡与悼念！因为拜伦早年曾有一首叫做《在哈劳墓园的榆树下》诗（Lines Written beneath an Elm in the Churchyard of Harrow），这个墓园正是拜伦早年常来的地方，并且常常坐在榆树下一坐就几小时！在他的诗里或后来给朋友的信里都经常提到他“自己曾愿望躺在这儿”。1822年4月仅仅只有五岁的拜伦的女儿Allegra去世，拜伦就是将她安葬在这儿！剑桥的拜伦潭，现在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一直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树，为什么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特别钟情于潭边的榆树？是不是他重点地提到了榆树正是要加强我们对金柳是死亡象征的认识？假如徐志摩在这首《再别康桥》中的“金柳”是代表死亡的话，那么，夕阳中的新娘就是一个垂死的新娘，而“云彩”也就代表死亡，一如华兹华斯的露西一样ceased to be！1928年3月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与梁思成结婚，对徐志摩言，他心中的林徽因已经彻底死亡，并且在他的内心中，她已演变成了永恒的林徽因，她的美丽也是永恒的，因为那种美是来自自然的，正如华兹华斯“露西组诗”中的露西一样。并且，已经没有人能把她抢走，因为她永恒地停驻在剑桥西天的天空上！她来自自然，最后又回到如诗一般美丽的剑桥的自然中。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再别康桥》就是一首悼亡的抒情诗，也就是说，它是哀悼爱情的死亡与埋葬的挽歌，也许叫做Elegy更恰当。它的基调仍是凄美的、悲伤的，一如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

以上列述《再别康桥》一诗中所包含的三层意义，每一层意义都可以是独立的，但是，也可以是三层意义合而为一的，诗人徐志摩写这首诗时也许就是多义性的。这种多层次的诗，正显出诗人徐志摩的想象力雄奇丰富！是不是正因为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这一首诗，展现了他的非凡的想象力与抒发了他的深挚的感情，所以这首诗才一直为我们所喜爱，并且成为一首传世之作？

四、

假如华兹华斯的朋友卡尔瓦特（Raisley Calvert）不是因为极度欣赏他的诗才，在他逝世的1795年1月份留下给华兹华斯900英磅的巨款，我想，就算是裴尼先生无偿地让出雷斯唐农庄给华兹华斯兄妹居住，以他们当时的经济能力言，根本是无法住下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穷了。假如柯尔律治在剑桥进修时，不是早已读到华兹华斯最早的《黄昏漫步》（An Evening Walk，1793）与《景物素描》（Descriptive Sketches，1793）这两本诗集，对华兹华斯的诗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就算他们于1795年在裴尼先生家中相遇相识，恐怕也很难击出什么火花。因为当时的柯尔律治在文坛的名声远高于华兹华斯，他们极可能只会寒暄几句，而不会有进一步的来往甚至深交。正因为柯尔律治自己是一位天才横溢的杰出诗人，并且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慧眼能识别谁是真正的英雄。他一眼就能辨认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密尔顿（John Milton）之后最伟大的诗人！假如不是因为这位杰出的诗人兼评论家柯尔律治对华兹华斯的才华的肯定、激赏、鼓励与衷心的赞美，本来早已对诗歌创作失去信心的华兹华斯，就不会恢复自信，并且进一步把他潜在的诗才像火山一般迸发出来，在他们早期密切相交的十一年间，也就是说，从1797年到1808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所有他的好诗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包括他那首伟大的《序曲》（The Prelude）也早在1805年写出。（是他的自传式的长诗，一直不断修改，到死后才出版！）相对地，柯尔律治在1797年分别写出《忽必烈汗》（Kubla Khan）与《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等名诗，也得到华兹华斯的鼓励与催促而完成。1798年10月4日，《抒情歌谣集》出版，收集华兹华斯的诗19首，柯尔律治的诗4首，这个第一版的诗集共收集了他们两位诗人的诗共23首，于是便宣告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来临，并让英国诗歌进入一个全新的年代！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里对他与华兹华斯的相交有如下的说明，他说：

在华兹华斯先生与我成为邻居的第一年间，我们的谈论，常常交集在诗歌的两个基本课题上，那就是：藉着一种对自然之真理的坚决忠诚，以激起读者的同情的力量；与藉着对想象力之缤纷的修饰，以促成对新奇产生兴致的感觉的力量。突然变化的光与影，或来自月光，或来自夕阳，散发在已知与熟稔的景致上，这种偶现的迷人魅力，似乎正表示着两者之间之结合的实用性。这些都是自然的诗歌。……《抒情歌谣集》的计划，便源于这种观点。在这本诗集中，我们彼此同意，我致力于集中在人物与角色的超自然上，或者说，这至少也是浪漫的；不过，尚须从我们的内在的本性中，移植出人性的情趣，与真理的投影，从而为想象力所形构的这些影像，充分获致当前的怀疑态度之自愿搁置，这便形成了诗意的信仰（poetic faith）。另一方面，华兹华斯先生的创作目标是：从习焉不察的昏慵中，以唤醒心灵的注意力，并将这心灵的注意力导向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之美好与惊羡，从而给与日常的事物一种新奇的迷人魅力，并激起一种类似于超自然的情思。（注八）

以上我花了许多笔墨去叙述诗人华兹华斯与诗人柯尔律治两人灵性上交往的水乳交融，正因为这种无间的相契，与彼此之间定下了高远的目标，再加上他们不懈地对这个高远的目标的忠诚的坚持与不断的奋斗，（他们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文艺界接受的，正相反，开始的那几年却招来无数严厉的批评！）英国诗歌才能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相对去看，我们用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去对照徐志摩与林徽因，他们二人，从1920年11月19日相遇相识，到徐志摩在1931年11月19日空难意外逝世这十一年，真是令人嘘唏不已，感慨万千！我确信，徐志摩会走上文学创作之途，一开始是因为认识林徽因的缘故，也正因为他们深陷情网，得尝自由恋爱初恋的甜美，才导致徐志摩“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注九），也就是说，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我推断，当时未满十七岁的林徽因，是由徐志摩的引导而进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的，剑桥的如诗一般的自然风光，百年多前的剑桥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当然还有拜伦、但尼生Alfred Tennyson等）歌咏自然的浪漫派美妙抒情诗歌，很自然地便成为徐志摩林徽因这两位中国年青人的模楷。只要大家细心去读徐林的诗作，不难看出他们都深受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影响。我相信他们相交的第一年，对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肯定花了很大的功夫去作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两人在这个研探的过程中，肯定地产生了不少热切的讨论与精神上的灵质的契合。(注十)（我习惯于把那些出现在他们两位的诗歌与散文中的共同用语，叫做“康桥原话”。这几个月来，我持续地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了解上，渐渐地，我已比几年前写《谁是人间的四月天》一文时，对这些用语，似乎更能妥善地掌握其根本意旨！）我也确信，当年他们雄心勃勃，确曾许下深愿，信誓旦旦地要去创造中国未来的浪漫派，并且约定日后要出版诗歌的合集，正如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一样。然而，这一切，竟都因为林徽因在1921年年底回国后整个变了样！假如1923年春天，林徽因接受了徐志摩，一起回到剑桥进修，我确信，不需三四年，中国的浪漫派诗歌必将会开创出完全的另一番风貌！我也不明白徐志摩怎么知道林徽因拥有惊人的诗才？他不会看错人？就像他后来看错了陆小曼一样？显然地，林徽因的才华是天生的，而很多所谓的“才女”，却只不过就是父母花很多金钱时间大力“栽培”出来的，也许陆小曼就是这一类的吧！很可惜，中国的浪漫派实际上就只是徐志摩一个人在孤军奋斗而已，影响了方令孺、方玮德和陈梦家几位诗人，1931年林徽因加入，但不到一年，徐志摩就离开了人世。尽管林徽因在徐志摩死后仍然继续努力，但是浪漫派诗歌在中国的命运，却无法跟英国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所开创的浪漫派相比，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空前的。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密切相交的十一年，是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然而，徐志摩与林徽因这两位中国诗人从相遇相识一直到徐志摩逝世的十一年间，却只有1921年和1931年，这一头一尾的两年，他们确曾齐心合力地为中国浪漫派诗歌创作而奋斗。我常想，假如他们在这整整十一年里，能为中国浪漫派诗歌倾注他们全部心力的话，那么，浪漫派诗歌在中国的后徐志摩时代肯定会有一完全不同的发展！然而，命也乎？也许是。人为乎？也可能。捧读徐志摩与林徽因这两位诗人的诗歌，我读出了他们对诗歌创作的真诚（对他们二人来说，诗歌创作是神圣的！），我也读出了他们的悲伤（两位“今之伤心人”！）。但最令人深感惋惜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这两位诗人的非凡的诗才，竟因为个人的际遇而没能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陆小曼的存在可以说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噩梦，林徽因选择了建筑专业，再加上肺结核病的长期折磨，都对她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有一定负面的影响，就是这样，中国的浪漫派诗歌在神州大陆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徐志摩的去世后，竟难有后继者！但是，1931年之后，林徽因还是坚持着，继续写，继续为当年的承诺而戮力以赴，人们可能不明白一个建筑学教授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家里的客厅持续地举办文学座谈，不断地奖掖提携新人，假如不是当年她和徐志摩曾立下盟誓，我想，她大概是不会这样做的。并且，她一直坚持到1937年倭寇入侵中国被迫离开当时的北平才停止！从这一点去看，林徽因只能算是在感情上背弃了徐志摩，从写诗这一面来说，她却一直坚持写到1948年。所以，我不认为林徽因是一个背弃诺言的人。至于感情方面，试想想，一个十七岁多一点的女孩子，在那样一个久远守旧的年代里，我们竟要求她承受那巨大无比的社会压力，让她去做一个导致别人家庭婚姻破裂而离婚的“第三者”，这难道是人道的吗？更何况，尽管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是无可置疑地真诚的，纯洁的，但是，徐志摩本人在言语上、行为上，总是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风流文人，并且，他似乎总喜欢在异性面前展示出他那种游戏人间和到处留情的不羁言行，这也许就是林徽因后来不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此，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隐藏着的严厉指控，我们就当作是诗人的“不平则鸣”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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