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 廖钟庆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ugh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一朵红红的玫瑰》

罗伯特.彭斯

啊！我爱人象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里苞放；
啊，我爱人象一支乐曲，
　乐声美妙、悠扬。

你那么美，漂亮的姑娘，
　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涸竭。

直到四海涸竭，亲爱的，
　直到太阳把岩石消熔！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只要生命无穷。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再见吧，小别片刻！
我会回来的，我的爱人，
　即使万里相隔！

注四：Lyrical Ballads, Edited by Michael Mason, Longman, 1992, p. 82.

“feelings”与“emotion”，在徐志摩与林徽因谈论及写诗的文章中都说成是“情绪”，现在较普遍的译法是“情感”。我认为应该译作“情思”，因为这两个概念在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诗论的文章中主要是审美的美学的概念，而非心理学的概念，并且，它引发自心灵的回忆能力与观照能力（或叫做沉思能力），这跟想像能力有关。F. E. Halliday 在他的Wordsworth and his world一书P.65里对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谈论到“feelings”与“emotion”时有下面的简明综述，他说：

The true poet, he maintained, is not only a man of exceptional sensitivity, but also one who thinks long and deeply, so that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of a secondary emotion induced by recollection and contemplation in tranquility of the original stimulus. （We get a glimpse of this creative process in Dorothy´s note: ‘William kindled, and began to write the poem.’ His aim was to communicate a comparable emotion to his readers; by the imaginative use of ‘a selection of language really used by men’, to make them feel the wonder and beauty, the strangeness, in the objects and incidents of ordinary life.）

徐志摩与林徽因诗歌创作的历程完全紧守着华兹华斯这个创作历程。他们不属于一般所言的“新月派”，而是浪漫派。

注五：徐志摩也许是怕日后没有人能读得懂他这首《再别康桥》讲到云彩与虹的关联（因为这两个意象在这首诗中隔得还挺远的），所以，他就在第二年的年头，也就是1929年3月写了另外一首诗，在那首诗中，云彩与虹就靠得很近了。那首诗的诗名是：《拜献》。此外，也可以参阅华兹华斯的《我的心跳荡》（My  heart leaps up），这首诗也影响了徐志摩一首诗的诗题《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一般对这首诗讨论最多的是“儿童乃成人的父亲”，因为华兹华斯在他的许多诗歌里都贯穿着“终生保持儿童时期对自然的感通与体悟”这一理念，但我更重视这首诗里的“彩虹”，它是作为一个盟誓的“标记”而存在，盟誓，一方面是对自然而发，另一方面也对自己而发！

My heart leaps up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我的心跳荡》

我的心跳荡每当我看见
    天上的彩虹。
年幼时候我是这样；
现在成人后我还是这样；
但愿年老时我依然这样；
    要不就让我死亡！
儿童乃成人的父亲；
我希望这种天赋的虔诚崇敬
贯穿我的一生。

注六：参考徐志摩在1928年年初发表的那首悲伤的《我不知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注七：William K. Wimsatt Jr. 与Cleanth Brooks 合著的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Univ. of Chicago，1983（原著写成于1957年）一书在第十六章与第十八章这两章中分别详细地讨论了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诗歌理论中的“诗歌辞藻”与“想象力”，值得参考。

注八：Biographia Literaria，1817，Chapter 14， From English Literature Anthology for Chinese Students by John J. Deeney, Yen Yuan-shu, Chi Ch´iu-lang and Tien Wei-hsin, Taipei, 1975, Vol. II, pp.152 - 153.

注九：见《猛虎集序》。

注十：林徽因在1936年2月26日写给沈从文先生的信上说：“我方才所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 - 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感情全觉得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闻，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林徽因这一封信的内容，对了解她与徐志摩认识的第一年那种水乳交融的契合，以及对了解林徽因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献。

后记：我在写这篇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一诗的诠释文章的时候，常常情不自已地怀念我的一位学问上的好朋友。林士琛兄是台湾宜兰县五结乡孝威村人，善玄谈，有高致，精古典与现代中国文学。他是我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同窗兼室友，我们经常热切地谈论哲学与文学，现代诗也为我们当年所热爱。我们曾广泛地阅读与热烈地讨论以及深入地探究现代诗，其实这些主要都是由他建议与引发的，不然，恐怕我还停留在中学时期对现代诗的感性认识的初始阶段。士琛兄不幸于今年8月车祸逝世，让我顿感生命之无常！假如我在大学时期不是因为认识他，我想也许我永不会写任何现代诗歌的评论文章！又假如这篇文章真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我想士琛兄的建议与引发之功是最值得提到的。所以，我这篇文章也特别用来悼念我这位亡友，愿他在天之灵永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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