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张谰先生的一段讲话，其中有可以商榷之处，主要是他把总统制和内阁制统统认定为是陈腐的旧东西，旧中国实行的这两个制度确实是有名无实，但这不是这两个制度本身不行，恰恰相反，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由于自己的落后性与局限性，不愿意也不敢真正实行。一句话，不是这两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张谰先生的讲话，看来是打错了板子。由此可见，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教师应该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历史及制度有所了解，这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认识，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许多方面借鉴和吸取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积极内容；第二，可以通过比较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异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优点和不足之处，认识继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趋势。在当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已得到普遍承认，实行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次历史性超越。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在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吸取、借鉴历史上的、外国的（包括西方民主政治）的经验。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西方民主政治经验和制度有多方面的借鉴。比如，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主要有三个：即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西方民主主要有四个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先说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借鉴了西方议会制度；中国的各种类型的选举制度，就有不少方面吸取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如村镇直接选举政府主要领导的制度，已经普及，有些地方正在向县级直接选举过渡。再如政党制度，西方普遍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近年来，除美国、英国外，西方国家已很少由一党单独执政，都是由一党为主、联合其他政党共同组织内阁。建立选举联盟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我们有人可能对这一制度了解不多，把他理想化了。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无论是否得到宪法的承认，对于成立政党和政党活动，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都存在种种限制。联邦德国《基本法》（1949年）第21条规定：“根据政党的宗旨或者党员的行为表明。某些政党企图侵犯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或者推翻、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生存，均属违反宪法。由联邦宪法法院来裁决它们的违宪问题。 ”据此，联邦宪法法院于1952年10月以“政治生活中的反民主行为”为由，取缔了新法西斯政党——社会帝国党；1956年8月，又以“政治纲领不符合民主原则” 为借口，取缔了德国共产党。1969年，联邦德国内务部鉴于德国共产党未构成实际威胁，允许其重新建党。但，为了维护宪法法院的判决，令其改名为德国的共产党，这种玩弄文字游戏的把戏实在滑稽。再看法国，从二战到现在，法国政府至少取缔过几十个政党团体的活动。有的国家在法律中对政党活动的规定明显是维护大党的利益，遏制小党的发展，如联邦德国《政党法》第二条规定，任何政党若在六年内提不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联邦议院或者州议院的选举，“就失去作为政党的法律地位”。在《选举法》第6条还规定，任何政党如未获得至少5%的选票，就不能在联邦议院分得席位。由于此条款的限制，使议会自1962年以来长期被大党所垄断，形成了两个半党制，阻碍了小党的发展和新党的产生。这样看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制度有它的优越性，有利于大局的稳定，政党之间互相监督有利于防止和惩治腐败，改善各党的素质，特别是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应该引导学生认识，这一政治制度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得到中国人民理解、拥护，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必须适合本国国情，何况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成制度。

新中国的外交，近代中国处于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境地，可以说基本上是受制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初步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新中国建立，中国才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可以通过平等的正常的国家外交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应有的利益。决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方针的基本因素有：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国家的实力，用现在的话讲，叫综合国力、国家利益。分析和评价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首先抓住这几个基本点。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出发点。历史应该落到实处，具体地说国家利益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一是安全；二是发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成功是否明智，就看它能否在这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空间。比如评价新中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不难得出合理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就其对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言，作用是巨大的，苏联在自己的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一次给中国贷款3亿美圆，对促进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后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建设项目，技术上主要就是靠苏联的帮助和支援。从维护国家安全来说，中国在1950年初与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维护自身安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一边倒”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新中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从某种程度说一个无无赖的被迫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理想的选择是和苏联、美国都能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为此作了多方面的认真而真诚的努力。希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美国能够正常相互处。但是美国政府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偏见甚至仇视势力十分强大，另外美国统治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非常骄傲不能很好地尊重和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态度和切实努力。二战结束后，美国统治集团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在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谋求其世界霸权，对新中国敌视和疯狂反对。可见二战后中美关系走向恶化，完全是美国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也使中国不得做出“一边倒”的选择，美国为它的错误，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真正走向明智和成熟应该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表现在：正确、理智地判断形势，这是前提（认识到和平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和平力量占主导地位。）。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对中美关系我们有四个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求同存异、不搞对抗。）。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外交战略与方针：全方位、无敌国；真正做到了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出发点，从实际出发，做可能做到的事，做不到的事不提不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物，积极发挥大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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