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与沃尔夫奖（图）

1984年5月，以色列总统贺索，亲自在国会颁赠  5万美元的沃尔夫奖（Wolf Prize）给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S.S. Chern）教授。

　　同时取得5万美元的，还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罗·厄多斯。（关于他的传记事略，请看上文的介绍。）

　　这个奖金是相当于数学诺贝尔奖。事实上，诺贝尔奖有物理、医药、文学、和平等项，但从来没有数学奖。

　　因为是诺贝尔希望奖金能给在科学上的发现或发明，能“马上”给人类带来福利。而数学发现的东西，很难说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能看出对人类幸福有什么贡献的地方。

陈省身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

　　在1978年，以色列政府创设了沃尔夫基金会（Wolf Foun  dation），纪念发明家、化学家沃尔夫，每年颁赠在农业、数学、医学、物理、化学及艺术6大类的奖金。数学界认为，这奖金是数学界最高的荣誉奖。

　　陈省身教授，现在是美国柏克莱数学研究所所长。

　　在198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建立两个新的国家数学研究所：一个是建在柏克莱大学，另外一个建在明尼亚波利（Minneapolis）的明尼苏达大学。

　　陈教授现在已是72岁了，他从事几何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是公认为当代几何学权威。

　　在1970年，他获得美国数学学会颁给的 Chauvenet奖， 1976年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这是在美国科学、数学、工程方面的最高成就奖。

　　他不久前，还获得了美国数学学会颁给的史提勒奖（SteelePrize），以表扬他在数学研究上的贡献和数学教育上的努力。

他教过杨振宁、丘成桐

　　他指导差不多50多博士学生的论文。可以说，“桃李满天下”。给他教过的学生，在大陆的就有吴文俊、杨振宁等，在美 国的廖山涛（后回大陆）、丘成桐等。丘成桐还是第一个中国人，以他的卓越工作取得国际数学学会给予的Fields奖章。

　　陈教授是在1911年10月26日生于浙江省的嘉兴。他在10岁以前，靠自修就能做相当难的算术题目。中学时，念的英文书是 Hall和 Knight合写的“Algebra”代数和“高等代数”（Higher Al  gebra）Wentworth的“几何”（Geometry）及Smith写的“三角学”（Trigonometry有中译本），他做了许多习题，打下好基础。

　　他后来相信：如果年轻人打算一辈子搞数学，他必须在求学的任何段落，与老师一样好！老师做不出的题目，望能告诉他怎么做。好的数学家，最初根本不必怎么教。

　　在1926年，他进入天津的南开大学。1930年在南开毕业。在30年代，南开是中国新数学的一个中心，主要是由一位叫做姜立夫的教授主持。姜立夫教授是在1919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也是最早在美国取得数学博士的学者之一。

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陈教授要学科学，可是却没兴趣做实验，因此只好偏向教学。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到清华大学去当助教，1931年至1934年，成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23岁时，他获得留学德国的奖学金，来到汉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从事法国卡当（Cartan）及德国凯勒（Kaler）理论的研究，24岁考取汉堡大学科学博士。

　　毕业后，他来法国与卡当教授做研究，他后来认为受卡当教授的影响很深。

　　1937年夏天回来中国，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在战争时，清华搬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大，他教一些高级的数学课：如李群、微分几何等。

　　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选第一届院士时，他是获选的81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年他以代理数学所长的身份，准备在南京九华山建数学研究所，建好后，时局变化，因国府南迁，研究所未能成立。

　　陈教授在1943年，来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从 1943至1945年，他开始学代数拓扑及纤维业（Fiber bundles），并做出后来在数学界上被命名为陈氏类（Chern Class）的东西。

　　1945年和平，他就回到中国，1948年12月31日，他再离开中国到普林斯顿，以后又到芝加哥大学教书共11年，最后在1960年到加州的柏克莱大学执教，一直到1980年退休为止。

　　他在20年前回台湾暑期讲习，曾刺激许多有才智的青年读数学。美国现在一些闻名的中年华裔数学家，有许多人是当年曾受他影响和栽培的。

　　1978年他回大陆讲学，后来再回去几次，主持国际性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

我只想帮中国的忙

　　1984年1月初，台湾立法委员张希哲，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指出陈省身最近访问中国大陆，还承诺6月到北大讲学，要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加以处理。

　　新上任的院长吴大猷教授，却以“院士曾往大陆访问，撤销名衔并无意义”表示他的意见。

　　事后，陈省身教授，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的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

　　“我虽然去了几次中国大陆，1983年却没有去过。1984年5月，我要到以色列领取沃尔夫奖，……然后6月份去欧洲。并无到北大讲学的打算。不晓得立法委员张希哲说我最近到大陆，1984年要去讲学，这样的消息是哪里来的？”

　　“很多人去大陆，只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目前台湾海峡两岸的隔离是暂时的，将来终归要统一。中国人都不反对两岸的中国人往来，目前虽做不到，有中间人来去，应该不成问题。我去大陆，完全是学术。个人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只想帮中国的忙，现阶段由于大陆需要帮的忙多一点，台湾自己人材已经不少，我就去大陆。1970年以前，我常去台湾，5个科学中心便是我建议成立的，将来有机会，我还要回台湾。”

　　“我们眼光要远大，政党好坏由人民去判断。学术与政治不一样，保持适当的分际，对两者都好。”（见《世界日报》1984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