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陈景润

　　大家对景润的坦白很是感动，虽然他的声音微弱，整个演讲厅鸦雀无声，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许多人早从法文读物知道景润过去的一些遭遇，对于他不能很好地大声讲的缺点是可以谅解的。

　　当我坐在那里一面听他讲，一面看手中分到的讲稿摘要，我的思想却没有停留在这些复杂深奥的公式上，而是飞到过去的日子，我回想了他过去的经历。

　　脑海突然浮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德国纳粹，领导反法西斯队伍的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的一句话：“困难，对于有个性的人，特别有吸引力。一个有个性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他自己。”是的，景润的确是个有个性的人物。

　　景润在1953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他当时为了解决一些著名的数学难题，为了不要分心，没有注意他周围发生的事，很早就给人戴上“白专”的帽子。

　　他的一些研究论文很受华罗庚的赏识，要把他从福建调到北京的数学研究所工作，可是在那时期又有政治运动，一些人以思想问题阻止他来到北京。后经华罗庚力争之下，景润才在1957年来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华罗庚搞的数论小组原本有许多学生，后来大部分党员出身的都转到应用数学去，现在全中国属于华的学生而还搞解析数论的只剩下王元（1952年大学毕业）和陈景润这两个人。在研究队伍中，他们可以说是孤军作战。

　　景润开始对数论一些著名难题进军，由于他专心于数学，自己的生活也不懂得处理，他在数学所是著名邋遢的人。他只管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其他什么事都全不关心，在有政治运动时，他又不置身于政治运动当中，于是一些以“政治”为重的人对于他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不满了。

　　他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在哥德巴赫问题上有一些突出的成果，（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拙著《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第一册里的“趣味的素数”一文。）可是在文革发生后，景润被批为“安钻迷”——安于高楼大厦（在研究所里），钻洋纸洋书（中国科技落后，新中国成立科技书不是翻译外文就是原本厚洋书），迷成名成家。于是对一个在数学上有贡献，他的成就为中国带来荣誉的人，头上却被戴上了“白专”的帽子。

　　关心他的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被一些公然违抗周总理指示的红卫兵抄家，而且还被揪斗，有些人还想出这样的毒招：要学生出来斗老师。逼迫这个曾被华罗庚栽培的景润在数千多人的大会上斗华罗庚。景润假装肚痛进厕所，然后乘人不备跑走，不想批斗自己的老师，可是他能躲到那里去呢？他靠在篮球场的架子下，耳朵听到上面扩音机传来的声音：“陈景润逃跑了，把陈景润捉回来！把陈景润捉回来！”他眼泪不断的流了下来……

　　华罗庚被斗的消息还好被周恩来总理早发现（事实上当时南斯拉夫的记者把这消息传到全世界，周恩来从外国新闻中知道此事），马上由毛主席及周总理出面保护他，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没有受到更多的凌辱折磨。

　　景润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被人辱骂为“白痴”，“社会主义社会的寄生虫”要受到种种的折磨和凌辱。他本来不健康的身体这时是更加坏了。可是他还是想学习和研究，不能搞数学了，他拿起《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来学英文，可是不久这本书被人夺走不让他读。

　　有一次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人们发现陈景润突然间有进步，不断的手写人们批判他的话，全神贯注。有些人还说陈景润已受教育了。可是人们后来发现，景润写的全是不好懂的数学符号和公式，原来在斗他时，他想到数学问题（忘记了就是因为研究数学他才遭殃），聚精会神地想和算，忘记了当时人们是在批判他，批判他的人看到这种样子真是啼笑皆非。

　　周恩来关心陈景润

　　我曾问他，以他这样著名的所谓“白专典型”，怎么又会成为人大代表呢？景润说据他所知道的，“四人帮”把批判他的许多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却说：“景润虽有缺点，还是应该爱护，应该帮助他。”

　　而周恩来总理对于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科学工作者是非常关心的，为了能让更多这样的人能参与国家管理事业，周恩来提名景润当人大代表。

　　当时为了这件事，周总理曾亲自几次打电话给副总理华国锋（当时他负责科学院的工作），科学院的常委第一把手原则上是同意景润当代表，但是许多人却反对不想让他当代表。结果科学院的党组织不通过他当代表。

　　为了不要让这样棘手的问题使许多人纠缠不清，引起争论浪费时间，为了整个国家命运着想，周总理觉得景润要成北京地方代表太难，于是把他转移成为天津地方代表，并且把景润直接放在自己附属的小组里，这样能够对他照顾保护，关心他的成长。

　　景润谈起周总理是非常有感情。周总理在那最困难的10年，不顾个人的安危劳累，要稳定局面，要保护许多受冤屈的人，忍辱负重，餐风宿露，能通宵达旦地工作，把全身心血献给国家、人民。

　　周总理不许红卫兵搞抄家，搞人身折磨，但一些人却阳奉阴违，对许多著名的文化及科学人士搞抄家、搞突击。比方在“科学院”就有人对华罗庚抄家，令他非常气愤。而林彪和“四人帮”的党羽对周总理还要迫害，在他的办事处前闹说他是：“两面派，调和派”，妨碍他的工作。

　　如果不是毛主席及周恩来出面保护许多人，这个国家的许多忠良精英就要消失了。景润告诉我他最后一次见周总理的故事，那是1975年四届人大小组会议，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在公共场所露面。

　　在那一次人大会议有许多年青代表，周总理见到天津小组的一位青年代表，就关心地问他的工作情况。这个青年讲他是在宾馆工作，周总理问他有没有外国人住宾馆，这个年青人说有。周总理问他会不会讲英文，这个青年人说不会。周总理说：“那么就应该好好学习英文，这对沟通思想促进国际友谊是很有用的。”

　　“我为什么要学英文？英国人美国人不学我们的中文，我为什么要学他们的英文呢？我不懂英文，也是照样干革命！”

　　周总理就很和蔼地对这年青人讲：“毛主席的年纪这么大了，他关心世界的局势和革命，每天还用功的学习英文。你们年青人好好学习外语，对国家科学建设、对促进世界人民的友谊等都是很有用处的。”

　　周总理那一次接见他们，身体很明显地比以前衰弱许多。一些摄影记者要拍摄他的相片，周总理却提议去拍其他人，不要把镜头集中在他身上。周总理很坦诚地讲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说他已经动了几次手术，癌症细胞已经扩散，他留在人世间的日子不久了。

　　许多人看到他病得这么重，还为国家操心，还对一个普通青年的思想情况注意，不禁感动得流下眼泪。他的光辉形象铭刻在景润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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