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陈景润

　　“四人帮”怎样想利用景润

　　70年代中期，我在海外听到这样的小道消息：新华社开始介绍景润的数学成就（不是恶意那类）是在毛主席讲“应该好好照顾他”之后，于是江青召见景润，并且叫卫生部副部长对他检验身体，把他送到温泉去疗养，非常照顾。

　　我问他是否属实，他否认这回事，他说他只见过江青一次，是在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江青突然跑来科学院，说是：“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看到角落的景润并不认识他，问钱三强：“这是你们科学院的人吗？”钱三强回答：“不！他不是科学院的人。”于是江青不再理睬他。后来江青走后，一些攀龙附凤思想重的人就讲景润：“唉唷唷！主席夫人想和你讲话，为什么你不和她讲，并且自我介绍。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真是可惜。”景润回答：“她都没有和我讲话，我为什么要和她讲？”

　　景润病重在医院，“四人帮”党羽迟群有一次大摇大摆来看他，要景润写文章揭露华罗庚。迟群用心恶毒要挑拨他与老师的关系，然后再来对付华罗庚，说：“你是大数学家了，华罗庚偷窃了你的成果。”景润不是那么幼稚可以被他骗。他否认他敬爱的老师有这样做法，而且还说华所长对他的成长及研究倾注了许多心血，绝对不会有那种事，坚决不写。

　　迟群目的达不到，恼怒在心，出去病房后下命令不许任何人探望陈景润，要见他一定要持有盖科学院几个大印章的批准信，可是这样的印章却掌握在“四人帮”手里，因此景润病在医院，孤苦地过日子，没有一个人能探望他。

　　景润虽是人大代表，一点实权也没有。人大委员长朱德逝世，“四人帮”也不发信给他，他连想去见遗体致哀的机会都没有。病了想去医院看医生，叫一辆车都找不到，要他自己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次江青的一个卫士来看景润，要他写对江青的“尽忠信”，做一个“歌德派”，可以给他当“数学研究所所长”。我说这是荒唐不可能的事，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不容易，不是单单只会数学就可以负责，研究所还有许多人材及老前辈，由景润你来当所长，我想没有人会心服。景润解释，这事是真的，“四人帮”为了结党营私扩大自己的势力，对于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准备封当教育部长，像他这样已出名的人更是可以拉来装门面，就算他当所长也是后面被人操纵。结果景润一个字也没有写。

　　在搞所谓“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四人帮”要景润写批邓小平的文章。景润看那些分发要阅读的资料，发现许多是歪曲邓小平的话，比如邓小平就曾经说过，像景润这样所谓的“白专”，还是对国家有贡献。可是“四人帮”却说：“邓小平讲白专对国家是有贡献”，把他的原意完全歪曲。景润不写，回答说：“我不会写东西。”“四人帮”说：“你不会写不要紧，我们有记者可以写，然后就用你的名发表。”景润坚决不写，也不许人家冒他的名写这些违背良心的文章，这样他又得罪了一些人。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了，凡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的人们，再重新受人尊重和肯定。陈景润不再被当作“社会主义寄生虫”，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英雄”，国家要给他及其他科学工作者非常宽敞舒服的房子住。

　　可是景润却仍然要住回他的那间小房间，不想搬进那高级的房子。他认为在中国许多为自己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他们多数家中人口又多，而他自己又是孤身寡人，没有理由要住这么好和大的房子，他把房子给其他比他还需要的人。他说等大家都有好房子住了，他才来住好房子。你说他的想法是否可爱和可敬？（希望你不会说这是愚蠢的想法！他看问题倒是看得清楚。）

　　正当社会上刮起“物质享受”的歪风时，景润却仍然是那个景润，不要向国家要什么“电视机票”等等，他什么票也不拿，他不要凭借人民给他的地位搞什么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和一些忠心耿耿于科研工作物质生活条件仍差的科学家们一样，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的舒适问题撇在一边。在我看来他的确是“白专”——“白”是“一身洁白照人间”，“专”是“专心科研为国家”。

　　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了解他，你会喜欢这样的人，他不会油腔滑调，弄虚作假，是一个说老实话的正直的人。我听到一位外国新闻工作者讲有关他在美国的故事：《纽约时报》派一个中国血统的记者去访问在普林斯顿的陈景润，这记者是用英文讲话，人们以为他不会中文。陪同景润的还有一位中国官员，景润用英文讲感谢许多人在促进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的工作，也感谢普林斯顿研究所给他们提供这样好的生活条件，研究所的办公室这么大，一个人一间，住的房子这么大，在国内研究院的条件还是较差，六七个人要挤一间小办公室工作，四五个人要睡一间房间。这时在景润旁边的官员就打断景润的话，用中文说：“一个人一个房间。”要纠正他的讲话。

　　这官员可能传统思想较爱面子，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结果忘记了华国锋主席号召的：“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要实事求是”想要景润讲不符合事实的话。

　　其实在外国，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生活物质条件是比外国低，外国人对中国科研工作者尊敬，是因为他们在那样物质条件差的情况下还能艰苦做出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有识之士不会讥笑中国人这方面的穷困，可是有些中国人为了爱面子却弄虚作假，难免给人瞧不起说是幼稚。

　　景润却是就事论事，没有修正他的讲话。而这时美国记者却用纯正的北京话讲话发问，不再用英文。那官员发现记者会讲会听中文，反而吓了一跳。

　　由于十多年中国科学受到干扰及许多科研工作停顿，目前中国的科技和外国的差距是很大。许多科学工作者也像景润那样争分夺秒工作，不只要把自己的业务做好，也要带领一些年青人做研究，栽培接班人，想方设法地把科技搞上去。

　　然而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对许多人的影响还是那么大，有些人“学而优则仕”、“仕而后特权”、“特权久而腐化”，而一些歪风的泛滥，对一些青年人更起着腐蚀的作用。景润不是埋头自己的数学世界，看不到这种现象，他担心地对一些青年说：“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不要整天想到入党作官。一个人不能专心在科研上，他是很难取得成绩做出贡献的，这会对不起人民。”

　　我了解景润，而且喜欢他这个人。他可有一些缺点，由于长年专心于数论，他的知识面不广，可能做一些事在一些人看来是窝囊。他把数学当作生命，因此对其他生活小节就不注意，心不在焉，恍恍惚惚。我不希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们宣传他的奇谈怪事，这对年青人是会起不良的影响的；也不要为了强调数学的应用价值，不符合事实地把他证明的“1+2定理”硬说是已在尖端的物理上有应用，做不科学的宣传，这对要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这对要建立国家的威望是无益而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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