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天才数学家——阿贝尔

1828年的圣诞节快到了，阿贝尔被邀请到Froland去渡假，他的未婚妻就在那里工作。挪威的冬天是很冷的，他穿上了所有的衣服，可是身体还是觉得冷。他咳嗽，发抖，而且觉得胸部不适，但是在朋友和爱人面前他装作无事，而且常开玩笑，以掩饰他身体的不舒服。 

雪中送炭已太迟 

在德国的克勒是很关心及同情阿贝尔的处境，他想法子弄一笔钱给阿贝尔，作为发表在他办的数学杂志的文章“稿费”，以减轻阿贝尔的精神负担。并且常写信给他鼓励他，并把德国年青数学家雅可比的工作告诉他。当他知道阿贝尔有一份关于椭圆函数的著作没钱给出版商出版时，他主动建议阿贝尔把稿件寄给他，他会全部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不管这论文是多么的长。

当他收到阿贝尔的回信：“……我已经病了一个时期，而且被迫要躺在床上了。我很想工作，但是即使我现在复原，我的医生警告我，任何操心事都对我有极大的伤害。”克勒心中非常难过，他觉得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对于学术人材的征聘是太不关心了，做起事来拖拖拉拉，真是岂有此理。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尽力去为阿贝尔的工作奔走和写信，他拉到了著名科学家阿历山大·封·诺波特做后盾，并且收集到了高斯和勒让得的称赞阿贝尔工作的信。他并以激将法的方式写给教育部长：“尊贵的先生，我希望你能尽快批准阿贝尔的职业，现在这个伟大的天才已经是出名了，他可能被聘请到别的地方工作。我刚得到消息丹麦哥本哈根的大学想要礼聘他，那么他就不会在这里服务了。”

1829年4月8日克勒很高兴的给阿贝尔写信：“我已经从教育部的负责人知道你的职业是肯定有了。……我是想快点让你知道这好消息，可以肯定你现在是可以不必忧虑了，你属于我们而且安全有保障。我非常的高兴，就像是我获得了这职业。你可以准备旅程来这里。……”

但是克勒不知道从三月开始阿贝尔的病已经恶化了，他不止胸痛而且还吐血，他常常咳嗽而且极度的衰弱，要一直躺在床上。有时他想做点数学，可是却不能提笔写东西。有时他昏迷，他像在过去的日子生活，他谈到他的贫穷，他谈到汉斯丁夫人对他的善意的关怀。

在四月五日的晚上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到第二天清晨和中午才稍微好转。到了下午他的未婚妻克里斯汀守候在他的床边，阿贝尔正和死神挣扎，他的神智是有些不清了：“……我要活下去！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要照顾妈妈、弟弟、妹妹。……克勒帮我找工作，为什么这样久没有消息？……可怜的克里斯汀，我亲爱的我们的家是多么的远。……我美丽的姑娘，你像是春天迎春的雏菊，你是高贵和纯洁。……我去了怎么办？……不！我会好的，春天来了，我们的日子会变好的……”

阿贝尔紧握着克里斯汀的手突然松弛了，他的张大的眼睛还含着泪水呢！克里斯汀伏在他身上号啕大哭，她最心爱的人已去世了。

克勒的消息来的太迟，这个世上少有的奇才就这样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人世间。阿贝尔埋在Froland的公墓。

在第二年的6月法国科学院颁给著名的Grand Prix奖给阿贝尔和雅可比，这是当时数学上最有成就的两个数学家。奖给3000法郎的一半就给阿贝尔的母亲作生活费用。

阿贝尔的弟弟也开始能自立了，他们像哥哥一样教补习。那个吊儿郎当的弟弟也改变了作风。

阿贝尔在生前曾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凯浩（Keilhau），希望他能够照顾和给予他的未婚妻的帮忙。凯浩在阿贝尔死后写信给克里斯汀，说明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从阿贝尔的信和谈话中对她很了解，他冒昧的建议是否能当他的妻子，克里斯汀后来答应了。 

去世后的余波 

1829年阿贝尔在法国的朋友赛克（Saigey）听到阿贝尔去世的消息后，觉得法国科学院对他的死要负一些责任。于是愤怒的提起笔在杂志上写文章猛烈攻击科学院里陈腐的官僚作风，而且呼吁：“可是我们说：年青的科学家不要听除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外其他权威的话，因为这更能适合你的志趣和能力。读和沉思那些天才的工作，可是不要成为温柔敦厚的学生或者自私的赞美者。我们的劝告是：在事实面前要采取客观的态度，而且要敢于自由的选择观点。”

对科学院成员最猛烈的抨击该是40年后在国民众议院的拉斯拜尔（Francois Vincent Raspail）的演讲。拉斯拜尔是法国家传户晓的人物，许多城市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特别是在巴黎的一条大道就称为拉斯拜尔大道。

拉斯拜尔最初是个牧师和神学教师，可是由于教会认为他具有异端思想而把他的职位解除。结果他反而成为卓越的生物学家以及为无产者争取福利的革命家。他写植物学的评论文章，也是植物生理学的开辟者，还对有机化学做研究，在1830年和1840年的法国革命时还是工人方面的领袖。法国人最知道他的是一本用通俗的语言写的家庭治疗疾病的方法的书。他比巴斯特（Pas- teur）早有“细菌”的概念。他年老时还是和年青一样不畏权贵，不怕坐牢，大胆抨击法国不合理的事和当权者的贪污腐败。

现在让我们到1870年巴黎的众议院听听拉斯拜尔这位年老的激进者激动人心攻击那个《自私的资本家吸血鬼的社会的罪恶》的演讲：

“……这已是40年前了，正是当时科学研究院的贪婪的成员高高在上的时候，一个年青的瑞典人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读他想要呈上研究所的数学手稿，他觉得这论文存在着异常的幻想。（听众大笑。）

“他对他说：我的朋友，拿你的手稿给傅里叶（Fourier）先生，但不要给其他人，你亲自找他，他会读完整篇论文，然后再约时间和你谈。可是这青年把这论文交给了柯西，在那时这位先生靠他的位置领取5万法郎公薪的收入，差不多和古生物学家谷维叶（Cuvier）收入6万法郎一样。可是这时许多年青人死于饥饿。（听众有人喊：是的，我们工人做到半死一天才只有一个法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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